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五、輕與重(10)_米蘭·昆德拉

五、輕與重(10)

　　特麗莎佔據著他的詩情記憶區，象一位暴君消滅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跡。這是不公正的，那位與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做愛的姑娘，一點也不比特麗莎缺乏待意。她叫著：「閉上眼！摟著我的屁股！把我摟緊！」她不能忍受托馬斯於她的時候睜著眼睛，專注而敏銳地盯著她；不能忍受他的身子總是在她上方那樣微微弓起，從不壓在她的皮膚上。她不希望他研究她。把對方帶進那神奇的愛流裡，也許只有閉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絕趴在地上，其原因就是那種姿勢使他們的身體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卻可以從幾碼遠的地方來觀察打量她。她恨那距離，要與他合為一體。正因為如此，她沖著他瞪眼，堅持說自己沒有高潮，儘管地毯已經明顯地濕漉漉的了。她還是說：「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沒有幸福的快感算不了快感。」換句話說，她是在敲打他詩情記憶的大門。但門是關閉的，他的詩情記憶裡沒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與其他女人冒險活動完全不存在的那一點上，才開始了他與特麗莎的冒險。那是推動他一次次征服的職責之外的某種東西。他無意揭示特麗莎身上的什麼，她也用不著揭示地來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像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開這個世界的屈服之軀以前，就與她做愛了。在她開始想知道他們做愛時她會是什麼樣子之前，他就愛上她了。

　　他們的愛情故事是後來才開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對別人那樣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床上時，他跪在她身邊，意識到是什麼人把她放在草籃裡順水漂來。我以前說過，比喻是危險的。愛情始於一個比喻，這就是說，當一個女人往我們的詩情記憶裡送入第一個詞，這一刻便開始了愛情。

　　13

　　最近，她又一次進入了他的大腦。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樣取牛奶回家時，站在門道裡，懷裡揣著一只用她的紅頭巾包著的烏鴉，那樣子就象吉普賽人抱著自己的小孩。他總忘不了：就在她的臉旁，烏鴉極為哀怨地嘴向上翹著。

　　她發現有人用象哥薩克活埋俘虜一樣的方式把烏鴉埋了半截。「是孩子們于的。」她的話不光是陳述事實，還流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對人們總的深惡痛絕。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對他講的話來：「我開始感謝你了，你沒想要孩子。」

　　隨後，她向他抱怨，說有個男人老在她工作時找麻煩，還抓住她脖子上廉價的項鍊，說她只有靠額外的賣淫收入才買得起那東西。她對此極為心煩意亂。也許過分認真了，托馬斯想。他突然覺得難過，近兩年來他能見到她的時候是何其少，他幾乎沒有機會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顫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於活，腦子裡還牽掛著特麗莎。給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說，一位私人顧主堅持點名讓托馬斯去。托馬斯不想去，擔心又是另外某個女人，此刻他的心讓特麗莎完全佔據著，沒有冒險的興致。

　　打開門」他松了一口氣。面前是一位高個頭、背有點駝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請進。」那人笑著把他讓進屋。

　　還有個青年人站在那裡，臉色紅亮，望著托馬斯試圖笑一笑。

　　「我想，沒有必要讓我給你們兩位作什麼介紹吧。」那男人說。

　　「當然，」托馬斯仍然笑著，把手伸向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只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面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只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兒子的面容卻無意瞭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願雙方都這麼想。

　　「好畫，不是嗎？」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面牆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後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徵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宇宣言上簽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呼籲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只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後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簽名，最後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佔他們國土之後，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回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願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後，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儘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裡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後對捷克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札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後的歎息。」

　　他轉向牆中那想像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借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歷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麼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於什麼，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後，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出租車司機。

　　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並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係怎麼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面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後，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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