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三、誤解的詞(5)_米蘭·昆德拉

三、誤解的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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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賓娜有一次讓自己參加了移民朋友的聚會。象往常一樣，他們又在反復推敲他們應該或不應該拿起武器去反蘇。身處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們自然顯得樂意戰鬥。薩賓娜說：「你們為什麼不回去打仗呢？」

　　話說得不合時宜。一位燙著灰色卷髮的男人，用長長的食指指著她：「這可不是說話的樣子。你們都對所發生的一切負責。你也是。反對共產黨當局你傲了什麼？你做的也只是畫畫兒……」

　　在薩賓娜的國家裡，評價和檢查老百姓司空見慣己成原則，本身就是無休無止的社會活動。如果某個畫家要辦個展覽，一位普通公民要領取去國外海灘旅行的簽證，或一個足球運動員要參加國家隊，那麼馬上可以收集到一大批推薦信或報告（從門房、同事、警察、地方黨組織以及有關工會那裡來的），由專門的官員將此綜合，補充，總結。這些報告與美術才華、踢球技巧、或需要咸腥海洋空氣的疾病毫無關係，它們只說明一個問題：「公民的政治情況」。（用另一句話說就是，這位公民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在五一遊行集會中表現如何。）每一件事（一

　　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遷，度假）都有賴於這種評

　　價過程的結果，因此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否要為國連

　　隊踢球，或是否獲准展覽作品，是否去海灘度假），都

　　必須蹈規蹈矩努力表現以取得優良的評價。

　　這就是薩賓娜聽到灰頭髮男人講話時所想到的。他不關心他的同胞們是否足球運動員或畫家（在這一群移民中，沒有一個捷克人對薩賓娜的作品表示過任何興趣）；只關心他們是否反對共產主義，積極地或消極地？真正實在地或是表面地？從一開始就反還是從移居國外以後？

　　她是一個畫家，曾經細心留意並記住了那些對調查別人滿有熱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徵。他們都有比中指稍長一些的食指，並且愛用它去指那些偶然與他們談談話的人。事實上，直到1968年，統治了這個國家十四年的總統諾沃提尼，正是曾經掀動著與其酷似的這種理髮店裡做出來的波浪灰發，用最長的食指指向中歐所有的居民。

　　這位尊貴顯眼的移民不曾看過薩賓娜的畫，從畫家嘴裡聽說他象諾沃提尼，臉變得排紅，自一陣，又紅一陣，最後轉為摻白。他想說什麼，什麼也沒說出來，只得沉默。直到薩賓娜站起來離開，大家也都沉默著。

　　這使她很不高興。走到街上，她問自己為什麼要費那麼多心思與捷克人保持接觸。她與他們有什麼關係？是地域嗎？如果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祖國的名字在他們心目中將引起何種聯想，各人頭腦閃現的國土狀貌肯定迥異，整一的可能勢必勾銷。

　　那麼是文化嗎？可什麼是文化？音樂嗎？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嗎？是的。但如果一個捷克人沒有音樂感受又怎麼辦？這樣，做捷克人的實質意義便煙消霧逝。

　　那麼是偉人嗎？是胡斯？剛才房子裡的人都沒有讀過他的一頁書。他們能理解的事只是那火焰，他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時那光輝的火焰，那光榮的灰燼。於是，對於他們來說，身為捷克人的實質意義除了灰燼，再沒有什麼。唯一能使他們聚合在一起的東西，便是他們的失敗與他們的相互指責。

　　她走得很快，與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畢竟還有另一些捷克人，與那有長長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樣。何況她那段小議論後的難堪沉默，也沒有表明他們都反對她。沒有，他們也許是被這突然的憤怒搞昏了頭，沒有理解他們都是受制于移民生活的人。那麼為什麼她不原諒他們？為什麼不把他們都看成可憐的被拋棄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們知道為什麼。她背叛了她的父親，生活便向她敞開了背叛的漫漫長途。每一個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惡也是勝利。她不願意遵守秩序；她拒絕服從秩序——拒絕永遠和同樣的人在一起講同樣的話！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擾的原因。但這並非心情不悅，恰恰相反，薩賓娜的印象中，這是一次勝利，有看不見的人還在為她熱烈鼓掌。

　　自我陶醉一瞬間滑向極度痛苦：漫漫長途總有盡頭！遲早她不得不結束自己的背叛！遲早她不得不結束她自己！

　　這正是晚上，她匆忙穿過火車站，一列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車進站了。她上了車，在乘警友好的指引下，打開包廂的門，發現弗蘭茨坐在臥鋪上。他站起來迎接她，她伸出雙臂抱任了他，吻得他透不過氣來。

　　她象最平庸的女人一樣，有一種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告訴他，別趕我走，抱緊我，把我當你的玩物，你的奴隸，猛烈地玩弄我吧！但她什麼也沒說。

　　她從對方的擁抱中松脫出來，只說了一句話：「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麼高興呀。」這是她的天性允許她作的最多的表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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