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遺囑(54)_昆德拉

五十四

　　七

　　卡夫卡的遺囑：並沒有確切的法律意義上的遺囑；事實上是兩封私人通信；甚至不是真正的通信，因為它們從沒有寄出。布洛德，作為卡夫卡的遺囑執行人，於1924年他的朋友死後，在一個抽屜裡找到了它們，和一堆其他的紙放在一起，一封用墨水寫，折好並附有布洛德的地址；另一封，更加詳細，用鉛筆寫成。在他的《〈審判〉第一版跋》中，布洛德解釋道，「……在1921年，我對我的朋友說我曾寫了一份遺囑，其中我請求毀掉若干物件（DIESESUNDJENESVERNICHTEN），重新審閱別的，等等。這時，卡夫卡遞給我人們後來在他的辦公室找到的用墨水寫的那頁紙，對我說：『我的遺囑會非常簡單：我請你燒毀一切。』我還能確切地記著我給他的回答：『……我事先告訴你我不會這樣做』」。通過這個回憶，布洛德說明違背朋友遺願的道理。「卡夫卡，」他接著說，「懂得我對他寫的每一個字的狂熱崇拜」；所以他很明白我不會去服從他，所以他「本來可以去選擇另一個遺囑執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嚴肅的無條件的最後決定。」然而是否這麼肯定？在他自己的遺囑裡，布洛德要求卡夫卡「毀掉某些物件」；為什麼卡夫卡沒有認為向布洛德要求同樣的幫助是正常的事？如果卡夫卡的確知道他不會被服從，為什麼他還要用鉛筆，在他們1921年談話之後寫第二封信，講出和詳細說明他的打算？暫且不談這些，人們永遠不知道這兩位年輕朋友就這個話題談了些什麼，況且，這個題目對於他們不是最為緊急，從他們每個人來看，尤其是卡夫卡，他那時不能認為自己格外受到不朽的威脅。

　　人們經常說：如果卡夫卡的確願意毀掉他所寫的，他本來可以自己去把它們毀掉。但是怎麼毀掉？他的信由與他通信的人所佔有（他本人沒有保留任何他所收到的信件，至於日記，的確，他本來可以把它們毀掉。但是，那是些工作日記（與其說日記不如說筆記），他寫作時它們對於他是有用的，而且他一直寫到最後的日子。對於他的未完成的散文，人們也可以這樣說。不可挽回的未完成，但它只是在人死的時候才是這樣；在他的一生中，他總是有機會重新回到它們上面來，即使是一篇他認為失敗的短篇小說，對於作家也不是無用，它可作為另一個短篇的素材，作家沒有任何理由毀掉他所寫的，只要他還不是奄奄一息。但到了奄奄一息之際，卡夫卡已不在他的家裡，他在療養地，並且不可能去毀掉任何東西，他只能倚賴一個朋友的幫助。由於沒有很多朋友，由於最終只有一個，他便指望他了。

　　人們還說：想毀掉自己的作品，這是個悲愴的舉動。這樣說來，不服從毀壞者，卡夫卡的意願便成為對另一個卡夫卡，創造者，的忠誠。在這裡，人們觸及到圍繞他的遺囑的傳說的最大謊言：卡夫卡不想毀掉他的作品。在第二封信裡他解釋得非常明確：「在我所寫的所有東西中，有價值的（GELTEN）僅僅是這些書：《審判》，《司機》、《變形記》，《勞動教養營》，《鄉村醫生》，以及一個短篇《一名禁食冠軍》。《沉思》的若干本可以留下來，我不想麻煩任何人把他們送去搗碎，但是什麼都不要去重印。」因此，卡夫卡不僅沒有否定他的作品，反之卻對它作了一番總結，試圖將應該留下來的（可以去重印的）和不符合他的要求的區分開來；一種憂傷，一片平靜，但是無任何瘋狂，無任何判斷中的絕望所導致的盲目：他認為他的所有被印出的書都是有價值的，特殊例外的是他的第一本《沉思》，大概是認為他不成熟（很難對此表示反對）。他的拒絕並不自動包行所有沒有發表的，因為他把短篇小說《一名禁食冠軍》也放在「有價值」的作品之列，而在他寫那封信的時候，這個短篇還只作為手稿而存在。之後，他又在那些作品中加入了另外三個短篇《第一的痛苦》，《一個小女人》，《女歌手約瑟芬》。為了把它們搞成一本書，他在療養地，臨死在床上所修改的正是這本書的清樣；一個幾乎悲愴的證明：卡夫卡與傳說中的那個要毀掉其作品的作家毫無共同之處。

　　希望毀掉的實際上只涉及兩種文稿，被確定得十分清楚：

　　首先，加以特殊強調的是：隱私的文稿：書信，日記。

　　其次，他認為他沒有能夠寫好的短篇和小說。

　　八

　　我看著一扇對面的窗戶。傍晚時分，燈亮了。一個男人走進房間。低頭在房裡踱步；不時把手伸進頭髮裡。突然，他發覺房間亮著燈，別人可以看見他。他用突然的動作，拉上窗簾。然而他並不是正在做偽鈔票；他所要隱藏的除去他自己沒有任何別的什麼，他在房裡走路的姿式，他的不修邊幅的衣著，他的捋頭髮的姿式。他的舒適取決於他不被人看見的自由。

　　害羞是現代時代的一個關鍵—定義。這個個人主義時代今天正以不被人察覺的方式遠離我們；害羞，為保護私生活的表皮反射；為了在一個窗戶上有一幅窗簾；為了強調寫給A的信不讓B看到。向成年過渡的一種基本情況，與家長的第一次衝突，是要求有一個抽屜保存自己的信和筆記本，要求有一個帶鑰匙的抽屜，通過羞怯的反抗，人們進入成年。

　　古老的革命的烏托邦，法西斯的或共產主義的：沒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與私生活混為一體。普洛東珍愛的超現實主義夢想：玻璃房子，沒有窗簾的房子，人們在眾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這一夢想唯一的成功實現：一個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會。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我講到了這些：普羅紮卡（JANPROCHAZKA），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1968年俄國入侵之後，變成一個受高度監視的人。他那時經常與另一個知名反對派雪尼（VACLAVCERNY）教授往來，喜歡和他喝酒聊天。他們所有的談話都被秘密錄音，我懷疑兩個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1970年或是1971年，警察想破壞普羅紮卡的名聲，把這些談話用連播形式在電臺上披露。從警察方面這是一個大膽的前所未有的舉動。而且事實令人吃驚：它差一點兒成功；一下子，普羅紮卡已經名聲敗壞：因為，在知己之間，人們什麼都說，說朋友壞話，說粗話，不正經，開低級玩笑，重複，用極端的東西震驚對方來開心，表露公開場合不能承認的異端思想，等等。當然，我們都有像普羅紮卡一樣的行為，和知己在一起時，我們詆毀我們的朋友，說粗話；在私下與在公共場合表現不同是每一個人的最明顯不過的經驗，正是在這一經驗上建立著個人的生活；奇怪的是，這種顯而易見卻仍然好像不被意識、不被承認，不斷地被對玻璃房子的抒情夢遮住，它很少作為一種應該被捍衛的價值而被理解。所以人們只是逐漸地（因而以更大的憤怒）意識到真正令人髮指的並不是普羅紮卡放肆的話，而是對他的生活的強姦；他們意識到（仿佛是受到震驚）私生活與公共生活是本質上不同的兩個世界，尊重這一不同是人作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分離這兩個世界的帷幕不可觸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於摘帷幕者服務於一個被憎恨的制度，這些人便一致被視為尤其令人鄙視的罪犯。

　　從這個佈滿麥克風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國，我在一本雜誌的頭版看到了布萊爾（JACQUESBREL）①的一幅大照片，那時他的癌症已經惡化，在治病的醫院門口他受到攝影記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臉。突然間，我感到碰見了同樣的惡，使我逃離自己國家的正是這個惡，普羅紮卡的談話用廣播發表與一個即將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這在我看來屬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隱私，一旦成為習慣與規則，便使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它的最大的賭注∶個人或脫生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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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JACQUESBREL（BRUXELLES1929－BOBIGNY1978），比利時歌曲創作、編曲、演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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