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遺囑(48)_昆德拉

四十八

　　法庭；這裡指的不是用以懲罰那些逾越了國家法律的罪犯的司法機構；被卡夫卡賦予了意義的法庭是一種力量，它進行判決；它之所以判決是因為它是力量；是它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別的什麼將它的合法性給予了法庭；K看見兩個闖入者進來他的房間，從第一刻起，他就承認了這一力量並且屈服。

　　法庭發起的審判總是絕對的；這就是說：它所涉及的不是一件孤立的行為，一個確指的罪行（偷竊、走私、強姦），而是被告者人格的全部：K在他整個一生「最為隱私的事件」中尋找他的錯誤；別祖柯夫在我們的世紀也會同時由於對拿破崙的愛和恨而被指控。同時還有他的酗酒，唯其絕對，審判才既涉及公共生活也涉及私生活：布洛德將K判處死刑因為他在女人那裡只看見「最為低下的性」；我回憶起1951年布拉格的那些政治審判；人們散發了印刷冊數巨大的被告者生平：那時我是第一次讀一篇色情文章；一次狂歡節的敘述，期間一個女被告的身體上塗滿了巧克力（正當經濟匱乏時期！），被其他的，後來被絞死的被告舔著；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逐漸消退之際，對卡爾·馬克思的審判（今天這一審判隨著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將他的肖像拆除而達到頂點）從對他的私生活的攻擊開始（我所讀的第一本反對馬克思的書是關於馬克思與他的保姆的性關係的敘述）；在《玩笑》中，一個由三名大學生組成的法庭對盧德維克寫給他的女朋友的信中的一句話進行審判；盧德維克稱他寫這句話是匆匆忙忙沒有思考，以此來為自己辯解，別人回答他：「這樣我們至少知道你心裡隱藏的是什麼」；因為所有被告的說話、低語、思想，所有他隱藏在自己內心的都要交給法庭支配。

　　審判之所以絕對，還在於它並不是處在被告人的生活限度之內；如果你在審判中輸了，叔父對K說，「你將被拋棄在社會之外，所有親屬也得和你一起」；一個猶太人的罪過包含所有時代猶太人的罪過，共產主義關於階級根源的影響之說教，把被告父母親和祖父母的錯誤也都包括在被告的錯誤中；在對歐洲的殖民罪行的審判中，薩特沒有指控殖民者，而是歐洲，整個歐洲，所有時代的歐洲；因為「殖民者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因為「一個人，在我們這裡，就是一個同謀，既然我們都從殖民剝削中得到了好處」。審判的精神不承認任何可經時效性；遙遠的過去與一個今天的事件同樣是活生生的；

　　即使死去，你也逃不掉：在墓地有暗探。

　　審判的記憶其大無比：但這是一個完全特別的記憶，可以確定為「對所有不是罪過的忘記」。所以審判把被告的生平縮減為犯罪錄：維克多·法利亞斯（VICTORFARIAS，其著作《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是一部罪犯錄的經典樣本）在哲學家早期青年時代中便找到了他的納粹主義根源，而對於他的天才的根源所在卻不屑一顧；共產主義的法庭，為了懲罰被告的意識形態偏向，把它的全部著作列為危險品（所以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盧卡奇，薩特，比如說，甚至他們的親共文章，也都被禁止）；「為什麼我們的街道用畢加索、阿拉貢、艾呂雅、薩特這些名字？」

　　在1991年的後—共產主義的陶醉中，一份巴黎報紙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人們很想回答說：為了他們的作品的價值！但是在他對歐洲的審判中，薩特已經很清楚地說了價值所代表的是什麼：「我們珍貴的價值失去了它們的翅膀；從近處瞧它們，沒有一個上面不沾有血跡」；被玷污的價值不再是價值；審判的精神是將一切縮減到道德之中；這是對於工作、藝術、作品的一切抱著絕對的虛無主義。

　　K在闖入者前來逮捕他之前，看見對面房子裡一對老年夫婦「帶著完全不尋常的好奇」瞧著他；所以從一開始「看門人的古老合唱」便進入戲中；《城堡》中的阿瑪麗雅（AAMALIA）從未被告也未被判決，但是極為明顯，看不見的法庭對她不滿，這足以使所有村民對她避而遠之；因為如果一個法庭把一個審判的制度強加給一個地方，所有人民便都加入了審判的大規模運動並百倍增加其有效性；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可能在任何時候被指控因而預先準備好一個自我批評；自我批評，被告人向主告人的屈從；放棄他的自我；取消自己作為個人的方式；1948年共產主義革命之後，一個富有家庭的捷克年輕姑娘對於自己富有的童年不相配的特權感到負罪；為了低頭認罪，她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狂熱到公開否認自己的父親；今天，在共產主義消失之後，她又遭到一次審判並且又感到負罪；經歷了兩次審判，兩次自我批評的碾軋，她的身後只剩下一個被否認的生活的荒漠；即使在此期間人們把過去從她父親（被否認的）那裡沒收來的所有的房子歸還給她，她今天也只不過是一個被取消的存在；雙重地被取消，被自我取消。

　　因為發起一場審判不是為了伸張正義，而是為了消滅被告；如布洛德所說：一個不愛任何人，只有一個調情對象的人，這種人應該死；所以K被扼死：布哈林（BOUKHARINE）被絞死。甚至向死者發起審判，這是為了讓他們第二次死：做法是燒毀他們的書，把他們的名字從教科書上除去；拆毀他們的建築物：更改以他們命名的街道名稱。

　　對世紀的審判

　　將近70年以來歐洲生活在一種審判制度下。在本世紀的偉大藝術家當中，有多少人被告？我只想談談對於我代表著某種意義的那些人。自20年代起，被革命道德的法庭所追捕的人有：布尼恩（BOUNINE），安德烈夫（ANDREIEV），梅耶浩德（MEYERHOLD），比爾尼亞克（PILNTAK），韋普利克（VEPRIK）（俄羅斯猶太音樂家，現代藝術的被忘卻的烈士；他曾敢於反對斯大林，捍衛蕭斯塔科維奇的被判決的歌劇：人們把他放進一個集中營；我還記得他的一些鋼琴作品，我的父親那時很喜歡彈），曼德爾斯達姆（MANDELASTAM），哈拉斯（HALAS）（《玩笑》中的盧德維克極喜歡的詩人，死後遭攻擊，他的憂鬱被判為是反革命的）。之後，有被納粹法庭攻擊的人們：布洛赫（他的照片放在我工作的檯子上，他朝我微笑，嘴裡叼著煙斗），勳伯格，韋爾菲（WERAFEL），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海恩瑞斯·曼，穆齊爾，萬庫拉（VANCURA，我最喜愛的捷克散文家），布魯諾·舒茲（BRUNOSCHULZ）。專制的帝國與它們血腥的審判一起消失了，但是審判的精神作為遺產留存了下來，舊帳都由它來算。所以遭審判的有：被控告為同情納粹：漢姆遜（HAMSUN），海德格爾［捷克不同政見的全部思想都得之於他，帕托卡（PATOCKA）首當其衝］，理查·斯特勞斯，戈特弗利德·本（GOTTFRIEDBENN），馮·多德勒（VONDODERER），迪約·拉·羅什爾（DRIEULAROCHELLE），賽利納（1992年，戰爭過後半個世紀，一位憤怒的法國省行政長官仍拒絕把賽利納的房子列為歷史紀念物）；墨索里尼的擁護者：馬拉帕普特（MALAPAPTE），馬利奈提（MARINETTI），龐德（EZRAPOUND）［在意大利炙人的太陽下，美軍把他關在一個牢籠裡好幾月，像關一頭牲口；卡爾·戴維德森（KARLDAVIDSSON）在雷克雅未克他的畫室給我看了一張P的大照片：「50年來，我去哪裡他都陪著我。」］；慕尼黑的和平主義者：喬諾（GIONO），阿蘭（ALAIN），莫朗（MORAND），蒙特爾朗（MONTHERLANT），貝爾斯（SAINT－JOHNPERSE，法國赴慕尼黑代表團成員，他從最近處參與了對我的故國的侮辱）；然後，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同情者：馬雅可夫斯基（今天有誰還記得他的愛情詩，和他的令人難以相信的比喻？），高爾基，蕭伯納，布萊希特（他也因此而經歷第二次審判），艾呂雅（這個天使—滅絕者，他用兩把劍的圖畫來裝飾他的簽名），畢加索，萊熱（LEG－ER），阿拉貢（我怎麼能忘記他在我生命的困難時刻向我伸出了手？），奈茲瓦爾（NEZVAL）（他的油畫自畫像掛在我的書房旁邊），薩特。有些人遭到雙重的審判：先是被指控對革命的背叛，然後被指控過去他們為革命所作的服務：紀德（在過去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一切惡之象徵），蕭斯塔科維奇（為了贖賣他的頗有難度的音樂，他為當時制度的需要製造了些愚蠢的貨色，他聲稱對於藝術的歷史而言，無價值是一種無意義並等於零的東西；殊不知對於法庭正是無價值才算得上數），普洛東，馬爾羅（MAL－PAUX）（昨天被控告背叛了革命的理想，明天會被控告曾經有這些理想），蒂伯爾·德利（TIBORDERY，這位布達佩斯屠殺後被監禁的作家有幾篇散文我認為是第一篇對斯大林主義所給予的文學的非宣傳的偉大回答）。我們世紀最美的花，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藝術甚至遭到三次控告：先是納粹審判，作為ENTARTETEKUNST「頹廢的藝術」；然後遭到共產主義審判，作為「異于人民，迎合尖子主義」；最後，遭到凱旋的資本主義的審判，作為「曾沉浸在革命幻想中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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