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遺囑(12)_昆德拉

十二

　　八

　　安德烈·普洛東（ANDR′EBRETON）在他的《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對小說的藝術表現得十分嚴厲。他責備小說裡無可救藥地充斥了平庸、粗俗和所有與詩相反的東西。他嘲笑它的描寫和它的令人厭煩的心理手法。對小說作出這一批評之後，緊接著是對夢的頌揚。然後，他概述：「我相信這兩種狀態，夢與現實，其表面如此相互矛盾，將來會變成一種絕對的、超現實的現實，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

　　悖論：這個「夢與現實的解決方法」，超現實主義者宣佈了它，卻沒有善於在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中真正地實現過，然而它已經發生過，而且恰恰在他們詆毀的那種作品中：在此前十年的卡夫卡的小說裡。

　　卡夫卡的這一令我們出神的想像很難去描寫、定義、命之以名。夢與現實的混合，當然這是一種卡夫卡從未聽過的說法，但它在我看來是讓人清清楚楚的。如同那句對超現實主義者說來頗為珍貴的話，即羅特阿蒙（LAUTR′EAMONT）關於一把雨傘與一架縫紉機相遇之美的話：物體愈是相異，它們之接觸所射出的光芒愈有魔力。我想這可以說是一個意外所造成的詩意，或者，層出不窮的驚訝所造成的美。或者，作為價值的標準，使用密度這個定義：想像的密度，意外相逢的密度。K與弗莉達性交的場面，我已經提到，便是這個令人昏眩的密度的範例：段落短，不到一頁，包容了三個完全不同的關於存在的發現（關於存在的性三角），它們的接踵而至使我們吃驚：髒東西，奇特性的黑而令人出神的美，動人而又令人不安的懷舊。

　　整個第三章是一場意外所帶來的旋風，在一個相對擁擠的空間相繼出現：K和弗莉達在小客棧第一次相遇，由於第三者奧爾加（OLGA）在場，誘惑被掩飾為一場極實際的對話；門上有一個洞的圖案（圖案十分平常，但它超出經驗的真實性），從那裡，K看見克拉姆（KLAMM）在辦公桌後面睡覺；一群庸人和奧爾加一起跳舞；弗莉達令人驚訝的殘酷：她用一條鞭子驅趕人群；令人驚訝的恐懼，使人群屈從；客棧老闆趕到，K便躺到櫃檯下藏起來；弗莉達到來，在地上發現K，向客棧老闆否認有人在（一邊卻愛意綿綿，用腳去撫弄K的胸膛）；做愛的場面，被桌後醒來的克拉姆的叫聲所中斷；弗莉達向克拉姆叫喊：「我和測量員在一塊兒」，令人吃驚的勇敢舉動；然後，到了頂峰（這裡，我們完全走出了經驗的真實性）：在他們上面，櫃檯上，兩個侍應生坐在那裡，整個這段時間，他們都在看著兩個人。

　　九

　　《城堡》的兩個侍應生大概是卡夫卡的最具詩意的盛會，是他的異想天開的美妙之極；不僅他們的存在令人無限吃驚，而且充滿意義：這是些可憐的敲詐者，讓人討厭的人，但他們也代表著城堡世界的逼迫人的「現代性」；他們是警察、報導記者、攝影師，全面摧毀私生活的代理人是悲劇舞臺上往來的無辜的丑角；他們也是淫蕩的窺視者，他們的出場給整個小說吹入了一股由不健康的混雜和卡夫卡式喜劇合成的性的芬芳。

　　尤其是：這兩位的介入有如一根杠杆，把故事豎起在這個一切既是真實而又不真實，可能而又不可能的領域裡。第十二章：K和弗莉達，和他們的兩個呆在一所小學校教室改成臥室的房子裡。小學女教師和她的學生們在四個人正開始晨洗的時候走了進去。在掛在雙杠上的被單後面，他們重新穿好衣服，而孩子們感到好玩，納悶，好奇（他們也是窺視者），孩子們觀察著他們。這勝過一把雨傘與一架縫紉機的相遇。這是兩個空間絕妙地不適當的相遇：一個小學校班級和一個令人可疑的臥室。

　　這個偉大的喜劇詩的場面（它應該被列在小說的現代性的精選之首）在卡夫卡以前的時代是無法讓人想到的。完全無法讓人想到。我這樣強調，是要說明卡夫卡的美學革命的徹底性。我記得一次談話，已經是20年前，和加爾西亞·馬爾克斯，他對我說：「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寫作。」另外的方法，這就是說，越過真實性的疆界。並非為逃避真正的世界（用那些浪漫者的方式）而是為了更好地把握它。

　　因為，把握真正的世界屬小說的定義本身；但是，如何把握它，並能同時投入一場使人著魔的異想天開的遊戲？如何能在分析世界時做到嚴謹，同時在遊戲般的夢中不負責任地自由自在？如何把這兩個不相容的目的結合起來？卡夫卡解開了這一巨大的謎。其他的人們從這個缺口追隨他去，每人有自己的方式：費裡尼、馬爾克斯、伏昂岱斯、拉什迪，還有其他人，還有其他人。

　　見鬼去吧。聖—加爾達！它的被閹割的陰影隱去了所有時代中一位最偉大的小說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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