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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的歷史作為對歷史的報復

  歷史。我們還能夠為自己要求這個陳舊的權威嗎?我要說的僅僅是純粹個人的認供:作為小說家我始終感到自己在歷史之中,即在一條道路的中間,正在同在我之前,甚至(要少一些)也許和將要來到的人們對話。當然我說的是小說的藝術,而不是任何別的,而且我說的是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的它:它與黑格爾的極人道的理性毫無關係;它既不是預先決定的,也並不與進步這個想法相認同;它是完全人道的,由人們來實現,由某幾個人,並且在這一點上可以相比較于單獨一個藝術家的演進:他有時行為平常,而後又無法預見,有時才華橫溢,而後又了了無奇,並且他經常錯失機會。

  我正在聲明加入小說的歷史,而我的所有的小說卻散發著歷史的恐怖,這個敵對的、非人道的、未被邀請並不受歡迎的力量從外部侵入我們的生活,將它們摧毀。然而我的這種雙重態度絲毫不缺乏不一致性,因為人類的歷史與小說的歷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屬￿人,如果說它作為人在其中無任何把握的外來力量而君臨於人,小說的(繪畫的,音樂的)歷史則產生于人的自由,產生于他的完全個人的創造,和他的選擇。一種藝術的歷史之意義與歷史的意義是對立的。一種藝術的歷史,通過其自身的特點,是人對於無個性的人類的歷史所作的報復。

  小說的歷史的個性特點?在幾個世紀的過程中,為了形成一個獨一的整體,這個歷史難道不應該由一個共同的、永久的,因而必然具有超個性特點的方向所統一嗎?不,我以為,甚至這個共同的方向也始終是有個性和有人性的。因為,在歷史的賽跑中,這一藝術或那一藝術的觀念(小說是什麼?),及其演進的方向(它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都不斷地被每一個藝術家,被每一件新作品所確定和再確定。小說歷史之方向,便是對這一方向的追求,是它持續不斷的創造與再創造;追溯既往,它始終包容小說的全部往昔:拉伯雷肯定從未將它的《卡岡杜埃—龐大固埃》(GARGANTUA-PANATAGRUEL)稱為小說。這在過去不是小說;它成為了小說是隨著後來的小說家[斯特恩(STERNE),狄德羅,巴爾札克,福樓拜,萬庫拉(VANCURA),貢布羅維茨,拉什迪,齊斯(KIS),沙穆瓦索(CHAMOISEAU)]從中吸取靈感,公開地稱其為先師,因而將其納入小說的歷史,更甚者,將其推為這一歷史的奠基石。

  我可以說,「歷史的終結」這一詞從未在我心中引起不安或不快。「忘卻它該是多麼美妙!它吸盡了我們短暫生命的汁液,把它們用在無謂的勞作中。忘卻歷史將是美好的!」(《生活在別處》)如果它要結束(儘管我不能具體地想像哲學家喜歡談論的這個終結),那它就快些吧!但是,同一種說法,「歷史的終結」,用於藝術,卻讓我心頭發緊;這個終結,我能再好不過地想像,因為今日小說生產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說歷史之外的小說組成的:小說化的懺悔,小說化的報道,小說化的清算,小說化的自傳,小說化的披露隱私,小說化的告發,小說化的政治課,小說化的丈夫臨終之際,小說化的父親臨終之際,小說化的母親臨終之際,小說化的失去童貞,小說化的分娩,沒完沒了的小說,直至時間的終結,說不出任何新的東西,沒有任何美學的雄心,為我們對人的理解和為小說的形式不帶來任何變化,一個個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費,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

  在我看來,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它們的藝術歷史之中,並通過參與這一歷史而實現。只有在歷史之內我們才能把握什麼是新的,什麼是重複性的,什麼是被發現的,什麼是摹仿的。換言之,只有在歷史之內,一部作品才可作為價值而存在,而被發現,而被評價。所以,就藝術而言,在我看來沒有比跌落到它的歷史之外更為可怕,因為這是跌入混亂,美學價值在其中魚目混珠,人不再可以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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