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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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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接待員旁邊的門廳裡,一個工人正往牆上鑲貼巨大的金字:達利—希金斯股份有限公司,招牌下寫著「一流經營」。還有幾名工人正在過道上鋪地毯。 我們亮了一下警徽,提出要見達利—希金斯公司的董事長阿瑟·格雷曼。 接待員操南方口音,長著一隻朝大鼻子。「格雷曼先生一整天都有會。他約你們來的嗎?」 「我們為出售微電腦公司一事而來。」 「這麼說,你們該見見我們負責對外宣傳的副董事長恩德斯先生。他負責向外界介紹有關微電腦公司的事宜。」 「好的。」康納說。 我們坐在接待室的沙發椅上。一位身穿緊身裙的漂亮女人坐在房間另一頭的沙發椅上,腋下夾著一卷圖紙。那名工人在繼續釘招牌。「我原以為這家公司陷入了資金危機,可他們為什麼重新裝潢?」我問道。 康納聳聳肩。 秘書在按電話。「我是達利—希金斯公司,請稍候。我是達利—希金斯公司……噢,請等一下,參議員……達利—希金斯公司,是的,謝謝你……」 我從咖啡桌上拿起一本小冊子。這是達利—希金斯經營集團的年度報告。該集團在亞特蘭大、達拉斯、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設有辦事處。我在小冊子裡發現了一幅阿瑟·格雷曼的相片。他看上去精神愉快、躊躇滿志。報告中有一篇他署名的文章,題為《堅持奉行一流經營》。 秘書對我們說:「恩德斯先生一會兒就來你們這兒。」 「謝謝你。」康納說。 過了一會兒,兩位身著工作制服的男人走進了門廳過道。那個腋下夾著圖紙的女人站起身來。她招呼道:「你好,格雷曼先生。」 「你好,貝弗利,」年長的男人說道,「我一會兒來。」 康納也站起身來。秘書立即說道:「格雷曼先生,這兩位先生——」 「等一下。」格雷曼說道。他向與他同行的男子轉過身去。此人比他年輕,30剛出頭。「務必與羅傑把事情談妥。」格雷曼說道。 年輕的男子搖搖頭:「他不會喜歡的。」 「我知道他不會。但不管怎麼樣也要告訴他,至少要補償640萬美元。」 「可是,阿瑟——」 「就這樣告訴他。」 「好吧,阿瑟。」年輕的男子說道,一邊整了整領帶。他壓低聲音說:「公司的收益下降了那麼多,董事會也許會拒絕給你籌措600萬美元以上的款項——」 「我們不是在談論收益,」格雷曼說道,「而是在談論補償。這與收益毫不相干。董事會必須給總經理籌足與現時補償水準相當的數字。如果羅傑不能與董事會在這一點上達成一致意見,我將取消3月份的會議,並請求換人。你把這話告訴他。」 「好的,我會對他說的,阿瑟。但是——」 「就這麼做。晚上給我電話。」 「行,阿瑟。」 他們握握手。年輕的男子怏怏地離去。接待員說:「格雷曼先生,這些先生——」 格雷曼轉向我們。康納說:「格雷曼先生,我們想就微電腦公司的事跟你談一會兒。」他微微側身,亮出他的警徽。 格雷曼突然火冒三丈。「我的天,看在上帝的分上,別再攪了,折磨死人了!」 「折磨?」 「還能說什麼?到我這兒來的有參議院的人,聯邦調查局的人。現在又來了洛杉磯的警察?我們不是罪犯。我們擁有一家公司,我們有權賣掉它。路易絲在哪兒?」 那接待員說:「恩德斯先生來了。」 康納心平氣和地說道:「格雷曼先生,對不起,打攪你了,我們只有一個問題,只需一分鐘。」 格雷曼怒目以對。「什麼問題?」 「有多少人出價要購買微電腦公司?」 「這不關你的事,」他說,「不管怎麼說,我們與赤井公司簽訂的協議規定,我們不能以任何方式公開討論公司出賣事宜。」 康納又問:「是不是不止一個出價人?」 「瞧,你的問題多著呢。你去跟恩德斯談吧,我忙著呢。」他說完,便轉向那個腋下夾著圖紙的女人。「貝弗利,你給我帶來什麼啦?」 「我帶來修改過的董事會會議室設計藍圖,格雷曼先生。我還帶來了盥洗室的瓷磚樣品,這種灰色很好看,我想你會喜歡的。」 「好,好。」他領著那女人順過道走開了。 康納目送著他們離去,然後墓地轉身朝電梯走去。「走吧,後輩。我們去呼吸點新鮮空氣吧。」 33 「是否有別的出價人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回到車上後,我問道。 「這就回到我們最初的那個問題上來了,」康納答道,「誰想使中本公司感到難堪呢?我們知道出售微電腦公司一事事關重大。國會因此亂成一團。不過,那當然意味著其他方面也亂了套。」 「在日本?」 「一點不錯。」 「誰會知道?」 「赤井公司。」 那位日本女接待員看到康納的警徽,惶惶不安地笑了一下。康納說道:「我們想見吉田先生。」吉田是公司的負責人。 「請稍等片刻。」她站起身來,幾乎小跑著,匆匆離去。 赤井陶瓷公司位於埃爾塞貢多一座毫不顯眼的辦公大樓的第5層。這家公司的裝飾十分儉樸,給人一種勤奮向上的印象。我們從接待處朝裡面望去,可以看到一個大房間,沒有任何東西把它隔開:一大片金屬制的辦公桌,職員們坐在電話機旁。文字處理機發出輕輕的嗒嗒聲。 我看著這間辦公室。「陳設那麼簡單。」 「純粹為了做生意嘛,」康納點點頭表示同意。「在日本,講究排場並不招人喜歡。人家會說你不踏實。當年,老松下先生擔任這家在日本規模第三的大公司的負責人時,他仍然搭乘普通商業性航班往返于大阪和東京的總部之間。他是擁有500億美元資產的公司老闆,然而他並沒有私人專機。」 等待期間,我望著那些在辦公桌前幹活的職員。他們中有一部分是日本人,但大多數是白人,全都穿著藏青色西裝,幾乎沒有女性。 「在日本,」康納說道,「一家公司要是不景氣,第一件事就是經理們自動減薪。他們認為自己對公司的興衰負有責任,他們與公司榮辱與共。」 那位女接待員回來了,一聲不吭地在她的辦公桌前坐下。幾乎與此同時,一名身穿藏青色西裝的日本人向我們走來。他頭髮灰白,戴一副角質架的眼鏡,一副正經八百的模樣。他打著招呼:「早安,我是吉田。」 康納介紹了我們的身份,大家互相鞠躬致意並交換了名片。吉田先生用雙手分別接過我們的名片。每次都畢恭畢敬地彎腰鞠躬。我們也以相同的禮節回答。我發現康納沒有對他說日語。 吉田把我們帶進他的辦公室。辦公室一邊的窗戶對著機場,裡面的陳設十分樸素。 「你們想喝咖啡,還是喝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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