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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只是看一下?不傳訊?」

  「對,只是看一下。」

  「這不是什麼難辦的事。」我說道。我想我可以打電話找國家廣播公司駐加州站的詹妮弗·劉易斯或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加州站的鮑伯·阿瑟幫忙。也許找鮑伯。

  康納說道:「一定要找一個跟你私人關係比較好的,不然記者站就不會肯幫我們的忙。你注意沒有,今晚在犯罪現場沒有電視臺的人。在大多數犯罪現場,你都得拼命擠,才能穿過那一排排的攝像機和照相機到達警戒線跟前。可是今天晚上,既沒有電視臺的,也沒有報社的。什麼都沒有。」

  我聳聳肩。「因為我們沒有使用無線電話,所以新聞界就沒有能監聽到任何東西。」

  「他們早就在那兒了。」康納說道,「報道湯姆·克魯斯和瑪多娜參加的這次招待會。而這時就在上面一層樓裡,一個姑娘被殺害了。電視記者都跑到哪兒去了?」

  「上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說道。

  我在與新聞界打交道時有一件事還是清楚的,那就是新聞界不搞陰謀。新聞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完全是一盤散沙。實際上,有時候,當我們需要封鎖消息——比如就某一綁架事件正在進行贖金談判的時候,要他們配合真比登天還難。「報社下班早。電視臺來的人得趕制11點的新聞,也許他們回去編輯新聞節目去了。」

  「對此我不敢苟同。我認為日本人表明了他們對聲譽,也就是他們公司的形象甚為關心,所以新聞界沒有進行報道,以示配合。相信我吧,後輩!他們正在向新聞界施加壓力。」

  「我無法相信。」

  「我絕對不是瞎說,」康納說道,「他們已經施加了壓力。」

  這時,車上的電話鈴響了起來。

  「真見鬼,彼得,」一個熟悉的粗嗓音從電話裡傳來,「那樁殺人案的調查究竟他媽的怎麼啦?」說話的人是局長。聽聲音,他似乎喝了酒。

  「你是什麼意思,局長?」

  康納看了我一眼,接著打開了喇叭,這樣他也可以聽清對方的講話了。

  「你們這些傢伙是不是惹了日本人?」局長問道,「又有人要告警察局搞種族騷擾了吧?」

  「沒有,局長先生,」我答道,「根本沒那回事。我不知道你聽到什麼了——」

  「我聽說格雷厄姆那個蠢貨又像以往那樣侮辱人了。」局長說道。

  「可是,局長,我看談不上什麼侮辱——」

  「聽著,彼得,你別想糊弄我。我已經把弗雷德·霍夫曼訓了一頓,他壓根兒就不該派格雷厄姆去。我不想讓這個案子沾上種族歧視這個臭狗屎。從現在起我們都必須對日本人以禮相待,搞好關係。現在這世界都是這樣。彼得,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聽見了,局長。」

  「再說說約翰·康納。他和你在一起,對吧?」

  「是的,先生。」

  「你為什麼讓他摻和進來?」

  我心想,怎麼是我為什麼讓他摻和進來?弗雷德·霍夫曼肯定是說讓康納來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

  「我很抱歉,」我說道,「可是我——」

  「我明白,」局長說道,「也許你覺得你自己一個人處理不了這個案子,所以要個幫手。不過恐怕他幫不上忙,反倒惹下了禍。日本人不喜歡康納。我得告訴你,我認識約翰·康納有年頭了,我們是59年一起上警官學校的。他向來喜歡獨來獨往,而且還經常惹是生非。你知道吧,當一個人跑到外國去居住,那是因為他在自己的國家裡混不下去的緣故。我不想讓他來攪和這個案子的調查工作。」

  「局長——」

  「這是我的看法,彼得。你要處理的是一樁人命案,趕快把它弄完,了結掉。你要快刀斬亂麻,幹脆利落。我就指望你了,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聽見了,局長。」

  「保持聯絡好嗎?」

  「好的,局長。」我答道。

  「把這案子結束掉,彼得,」局長再次關照說,「我不想再讓別人為這件事打電話找我。」

  「是,局長。」

  「最遲明天把事情了結。就這樣了。」

  他掛斷了電話。

  我把電話放回原處。

  「果然如此吧,」慷納說道,「我說過他們正在施加壓力嘛。」

  12

  我在405號公路上驅車向南,直奔機場而去。康納凝神望著車窗外。外面的世界籠罩在一層淡淡的薄霧之中。

  「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永遠不會有人給你打這樣的電話。局長把你給晾了出去。他自己一點責任都不承擔——現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與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頭上,像格雷厄姆的事,還有我的事。」說到這裡康納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日本人就不幹這種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決問題,不要委過他人。在美國人的組織機構中,總是追究是誰的過失,然後這個人就該倒黴了。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首先考慮的是問題在哪裡,該怎樣解決,而不是去責怪什麼人。他們這種辦法就比較好。」

  康納眼睛望著窗外,沉默下來。此刻,我們正飛速駛過斯勞頓,濛濛薄霧中,馬裡納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輪廓在我們頭頂上方依稀可見。

  我說道:「局長不過是有些矇頭轉向罷了。」

  「是啊,跟以往一樣,不瞭解情況。即使如此,聽他的口氣,我們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連夜就把案子了結。」

  「能做得到嗎?」

  「只要石倉交出錄像帶就行。」

  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我抓起電話。

  是石倉打來的。

  我把電話遞給康納。

  我隱約可以聽見電話聽筒裡傳出的石倉的聲音。他似乎很緊張,用日語急促地說:「喂,喂,康納先生。我給警衛室打過電話,可是沒有人接。」

  康納用手捂著受話器,用英語翻譯了他的話:「他給保安值班室打了電話,但沒有人接電話。」

  「後來,」對方仍然在說日語,「我跟中央警衛室聯繫,讓他們派人下來檢查錄像帶。」

  康納用英語重複了他的話:「後來他跟保安中心聯繫,讓他們派人下去檢查錄像帶。」

  「錄像帶統統都在錄像機裡,沒有被人換過,一切都沒有問題。」石倉說的還是日語。

  康納一邊翻譯他的話,一邊直皺眉頭。接著他用日語說:「我看錄像帶是被人換走了。你要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先生,一切都沒有問題,你叫我怎麼辦?」

  康納聽完後對我說:「他咬定一切都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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