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起的太陽(17)_邁克爾·克萊頓

一七

　　康納走開了。我記下了朱莉婭的電話號碼。她看我寫下了號碼，舔了舔嘴唇，說道：「你可以告訴我，是不是他殺了她？」

　　「誰？」

　　「埃迪。是不是他殺了謝裡爾？」

　　她很漂亮，但我可以看出她眼睛裡所表現出的激動神色。她緊緊地盯著我，目光淩厲，令人悚然。我問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因為，他一直威脅說要這樣做。就在今天下午，他還威脅過她。」

　　「埃迪今天下午在這兒？」我問道。

　　她聳聳肩。

　　「那沒錯。他經常在這兒。他今天下午來看了她，真的動了肝火。他們接手這幢房子之後曾經在牆上增加了隔音設備。可是即使如此，也能聽見他們在她的套房裡互相大吵大嚷。他和謝裡爾。她總是放上一盒傑裡·李·劉易斯的磁帶。她整天都放，放得人都煩死了。他們相互謾駡，還掉東西。他總是說：『我要殺了你，殺了你這個臭婊子。』所以，是不是他殺了她？」

　　「我不知道。」

　　「但她已經死了？」

　　她仍然盯著我。

　　「是的。」

　　「這是不可避免的。」她說道。她看上去異常平靜。「我們早就知道，不過遲早而已。如果有事，就給我打電話。如果你還想再瞭解什麼情況的話。」

　　「好的，我會的。」我把名片給了她。「如果你又想起什麼事，可以按這上面的號碼給我打電話。」

　　她把我的名片放進了短褲的後貼袋裡，然後扭動著身子說：「彼得，很高興跟你談話。」

　　「哦，那好。」

　　我沿著走廊向外走去，走到盡頭時我回頭看了看。她站在自己的房門口，向我揮手告別。

　　11

　　康納正在大廳裡打電話。門房臉色陰沉地看著他，好像不想讓他使用電話，但又找不到適當理由。

　　「是的，」康納說道，「從晚上8點到10點之間從那部電話上打出去的所有電話。對，對。」他聽了一會兒又說道：「我不管你們的數據資料是如何編排的，你只要幫我查出來。要多長時間？明天？別扯了！你以為這是什麼？我兩小時之內就要。我會再打電話的。是的。你他媽的也混蛋。」他掛斷了電話。「走吧，後輩。」

　　我們出了公寓，朝汽車走去。

　　「是在和你的關係聯繫？」我問道。

　　「關係？」他似乎給弄糊塗了。「噢，是格雷厄姆跟你說過我有什麼『關係』嗎？我並沒有什麼人專門給我通風報信。他是胡亂猜的。」

　　「他跟我提起過新川案件。」

　　康納歎了口氣。「那段舊聞啊。」我們一邊朝汽車走著，他一邊說：「你想聽聽那段故事？很簡單。有兩個日本人給人殺了。局裡派了偵探去破案，這兩個人不會日語，於是一個星期之後，他們把案子移交給了我。」

　　「你是怎麼幹的呢？」

　　「新川夫婦當時下榻在新大穀飯店。我弄到了他們打往日本的電話記錄，而後按那幾個號碼跟大阪的那幾個人通了話。接著我又給大阪警方去了電話。還是用日語打的。警方聽說我們不瞭解案件的始末感到很吃驚。」

　　「哦。」

　　「還沒完呢，」康納繼續說道，「我們這邊的警察局感到很尷尬。新聞界借題發揮，批評警察局。各式各樣的人都去路邊擺花，人們對流氓團夥所造成的這場悲劇表現出極大的同情。許多人都很尷尬。最後這事兒倒成了我的不是，說我在辦案過程中採取了卑劣的手法，把我給氣壞了，真的。」

　　「所以你就去了日本？」

　　「不，那完全是兩碼事。」

　　我們到了汽車邊上。我回首看了帝國紋章公寓一眼，發現朱莉婭·揚站在窗戶前面看著我們。「她很誘人。」我說了一句。

　　「日本人把這種女人叫做輕屁股，就是說是個浪女人。」康納打開車門，鑽進車裡，說：「她吸了毒。她跟我們說的話靠不住。不過，這事有些跡象是我所不喜歡的。」他先是看了看表，接著搖了搖頭。「見鬼。我們呆的時間太長了。現在得去帕洛米諾找科爾先生。」

　　我驅車向南，朝機場方向駛去。康納靠在坐椅上，雙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盯著自己的腳，看上去很不痛快。

　　「你為什麼說有些跡象是你所不喜歡的？」

　　康納答道：「廢紙簍裡那些錄像帶的包裝紙，還有垃圾桶裡的那張拍立得照片。這些東西本來是不應當到處亂扔的。」

　　「你不是說他們的行動太匆忙嗎？」

　　「也許是。但你知道，日本人認為美國警察十分無能，這種草率反映出他們瞧不起我們。」

　　「可我們並非無能之輩。」

　　康納搖搖頭：「和日本人相比，我們的確無能。在日本，每個犯罪分子都能被捉拿歸案。重大犯罪案件的定罪率高達99%。所以，在日本，犯罪分子從開始作案起就知道自己難逃法網。可是在我們這兒，定罪率只有17%多一點。1。」5都不到。所以，在美國，犯罪分子知道，也許他不會被抓住——即使被抓住，也很難定罪，因為他有很多法律上的保障。你知道的，對警察工作效率所進行的研究表明，美國的警探要麼在案發後6個小時內破案，要麼就永遠也破不了。」

　　「那麼你是說……？」

　　「我是說這兒發生了一起案件，有人認為我們無法解決。但我要把它破了，後輩。」

　　此後，康納沉默了10分鐘，他紋絲不動地坐著，雙手抱在胸前，下巴貼著胸口。他的呼吸深沉而平穩，要不是他的眼睛還睜著，我真會以為他睡著了。

　　我只管開我的車，同時聽著他的呼吸聲。

　　他終於迸出了兩個字：「石倉。」

　　「他怎麼啦？」

　　「如果我們知道石倉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表現，我們就能解決這個案子了。」

　　「我不明白。」

　　「美國人是很難看透他的，」康納說道，「因為在美國，人們認為出一些差錯是正常現象。飛機晚點不出人意料，郵件沒有送到不出人意料，洗衣機發生故障也不出人意料，人們隨時都有應付差錯的心理準備。可是在日本卻不同。在日本，一切都正常運行。在東京的火車站，你只要站在月臺上標定的點上，火車停下來的時候，車門肯定正對著你打開。火車從不晚點，郵件從不丟失，轉換航班從不會有誤，規定期限的工作從不拖延，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日本人有教養，凡事準備充分、目的明確。他們做事善始善終，沒有人鬼混。」

　　「唔……」

　　「對於中本公司來說，今天晚上不同尋常。他們肯定連最細枝末節的地方都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準備了瑪多娜愛吃的素食小吃，請來了她喜愛的攝像師。請相信我：他們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他們有各種應急措施。你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吧。他們會坐下來，對沒完沒了的可能性逐一進行討論——假如發生火災怎麼辦？假如發生地震怎麼辦？假如有人安放炸彈進行威脅怎麼辦？停電怎麼辦？連那些可能性最小的情況都得詳細地討論，真是絞盡了腦汁。當最後這個晚上到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萬事俱備，穩操勝券。被弄得措手不及是很狼狽的，對不對？」

　　「是的。」

　　「可是我們的對手石倉，他是中本公司的代表，面對那個死去的姑娘，顯然有些措手不及。他採取的是西方式的對抗，可是覺得很不自在——我相信你注意到他嘴唇上方的汗了。他的手心也濕了，所以不斷地往褲子上擦。他表現得太喜歡爭論，話說得太多了。

　　「總之一句話，他裝得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的樣子，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那個姑娘是誰——其實他肯定知道，因為他知道應邀參加招待會的每一位客人的情況——而且還假裝不知道是誰殺害了她。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是知情的。」

　　汽車輪子從路面的一個小坑上開過，車身顛了一下。「你等一等。石倉知道是誰殺了那姑娘？」

　　「我敢肯定，而且還不止他一個人。從目前情況判斷，至少有三個人知道誰殺了她。你不是說你以前是跟新聞界打交道的嗎？」

　　「是的，那是去年。」

　　「你和電視新聞方面的人還有聯繫嗎？」

　　「有幾個，」我告訴他說，「來往不多了。怎麼啦？」

　　「我想看一下今天晚上拍攝的一些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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