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起的太陽(2)_邁克爾·克萊頓

二

　　「是的，」格雷厄姆答道，「這兒正在舉行一個大型招待會。中本大廈今天晚上搞了一個排場很大的落成典禮。你來一下，行嗎？」

　　我說我就來。我給隔壁的阿森西奧太太打了個電話，問她能不能在我出去的時候幫我照看一下女兒；能多幾塊錢花花她是不會反對的。我趁她還沒過來之前換了件襯衣，穿上了一套體面的西裝。這時候，弗雷德·霍夫曼打來了電話。霍夫曼是鬧市區分局的值班警官，個子不高，非常強壯，頭髮有些灰白。「聽著，彼得，我想你在這件事上會需要個幫手。」

　　「這是為什麼？」我問道。

　　「這次像是樁兇殺案，涉及到幾個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當聯絡官有多久了？」

　　「大約有6個月了。」我回答道。

　　「我要是你，就找個有經驗的幫手。找找康納，讓他和你一起去。」

　　「誰？」

　　「約翰·康納。聽說過他沒有？」

　　「聽說過。」我回答說。康納在分局裡大名鼎鼎，是個傳奇式人物，是特勤處最見多識廣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嗎？」

　　「他只是在無限期休假，不過仍然辦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子。我覺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訴你怎麼辦。我替你給他打電話。你只要把車開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納的地址告訴了我。

　　「好了。謝謝啦！」

　　「還有件事。這個案子要使用地面通訊，明白吧，彼得？」

　　「明白，」我隨口答道，「誰要求的？」

　　「這樣穩妥些。」

　　「就照你說的辦，弗雷德。」

　　所謂地面通訊是指不使用無線電，這樣，那些監聽警方無線電通話頻率的新聞界就不可能聽到我們的通話。每次伊麗莎白·泰勒上醫院，我們都使用地面通訊。有時，某個知名人士十多歲的兒子在車禍中死於非命，我們也使用地面通訊，為的是在電視臺的記者上門採訪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訊常用來處理這類事情。不過，還從未聽說過任何殺人案也採用這種處理方法的。

　　在驅車前往鬧市區途中，我沒有使用車上的電話，而是在聽無線電廣播。有一則消息報導說一名3歲男孩被子彈擊中，造成腰椎以下癱瘓。這孩子是一場搶劫案的旁觀者，被一顆流彈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機調到另一個台，它正在播出談話節目。我已經可以看見鬧市區的摩天大廈在朦朦夜色中的閃爍燈光了。我在聖佩德羅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納的住處開去。

　　我知道約翰·康納在日本曾呆過一段時間，學習了日本語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裡唯一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的警官，而當時，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磯地區的日本人最多。

　　當然，現在局裡能說日語的警官已有80餘人——而且還有很多人像我一樣正在學習。康納幾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納一起共過事的聯絡官都認為他是最棒的。據說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幾個鐘頭就能辦完一樁案子。他辦事幹練，在盤查詢問方面是個能手，能從證人那裡瞭解到別人瞭解不到的情況。但是聯絡官們主要還是讚揚他辦案時不偏不倚，秉公辦事。有人曾跟我說過：「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鋼絲，早晚總要從鋼絲的這一側或那一側掉下來。有的人會認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會出差錯的。也有的則會認為他們都是邪種壞蛋。而康納卻總能保持平衡，冷靜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

　　約翰·康納住在離第七大街不遠的工業區，在柴油機貨車倉庫旁的一座磚砌大庫房裡。庫裡的運貨電梯已經壞了，我從樓梯爬上三樓，敲了敲他的門。

　　「門是開著的。」裡面一個聲音應道。

　　我走進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簡潔，是按日本式樣佈置的：鋪著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門和木板牆壁，一幀書法橫幅、一張黑漆桌子，還有一隻花瓶，插著一束白色的蘭花。

　　我看見門口擺著兩雙鞋，一雙是男人的低跟鏤花牛皮鞋，另一雙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聲：「康納上尉在家嗎？」

　　「請稍等一下。」

　　一扇拉門打開後，康納走了出來。他個子高得嚇人，也許有1.90米，遠遠超過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質地很輕的日本式藍布浴袍。我估計他有55歲。他兩肩很寬、有些歇頂，嘴唇上方的小鬍子修剪得很整齊，瘦削的面龐上長著一雙目光犀利的眼睛。他的嗓音深沉，舉止沉著。

　　「晚上好，中尉。」

　　我們握了握手。康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後點點頭說：「不錯，很有點氣派。」

　　「我過去常跟新聞界打交道，」我說道，「很難說什麼時候你不得不面對著一大堆照相機。」

　　他點點頭：「而現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幹聯絡官多長時間啦？」

　　「6個月。」

　　「會說日語嗎？」

　　「會幾句，現在正在學。」

　　「給我幾分鐘換衣服。」他轉身消失在拉門後面。「是件殺人案嗎？」

　　「是的。」

　　「誰通知你的？」

　　「湯姆·格雷厄姆。他是負責犯罪現場的警官。他說那些日本人堅持要聯絡官到場。」

　　「噢。」他頓了一下。我聽見水流的嘩嘩聲。「這種要求常見嗎？」

　　「不常見。實際上，我還從來沒聽說過這種事呢。一般情況下，警官們找聯絡官是因為他們在語言方面有困難。我從沒聽說過由日本人要求聯絡官到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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