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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他煩惱不已、忐忑不安地走出了貝爾德的辦公室。貝爾德是這個世界上最為能說會道的人之一。他知道埃文斯是代表喬治·莫頓來的。他知道莫頓只差一點兒就要為這場官司捐獻一筆鉅款。貝爾德應該對此樂觀,而且信心十足。確實,他一開始就是如此。 毫無疑問,我們會打贏這場官司。 不過,埃文斯也聽見:

  挑戰是嚴峻的。

  沒有一位專家不能改變自己的想法。

  我們應該改變這場官司的方向。

  這場官司要以海平面的記錄來定。

  海平面是一個存在激烈爭論的專業。

  我們正拭目以待。

  這場談話當然不能被看作是一次增強埃文斯自信心的談話。至於他與詹尼弗·海恩斯在一起錄像的那一段,即探討這場官司要面對的科學問題時也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在他看來,從事法律工作的人說出自己的懷疑實際上就是充滿自信的表示。埃文斯本人就是律師;他漸漸地瞭解到一些與審判有關的事情,他們也非常誠實,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了他。由於數據的複雜性和陪審員集中注意力的時間較短,他們要打贏這場官司不容易,但他們一定會打贏這場官司。即使不容易,他們也要打贏這場官司。

  因此:他會動莫頓繼續嗎?

  他當然會。

  詹尼弗等在貝爾德辦公室門口。她說,「他們已經做好準備,等你回會議室。」

  埃文斯說:「真的很抱撇,我不能回去了。我的日程……」

  「我理解,」她說,「那我們就另找時間吧。我在想,你的日程安排是不是真的很緊,我的意思是,你是否有時間吃個午飯。」

  「噢,」埃文斯不失時機地說,「沒有那麼緊。」

  「那好。」她說。

  14 卡爾弗城

  8月24日,星期二

  中午12時15分

  他們在卡爾弗城的墨西哥餐館吃午飯。餐館裡靜悄悄的。一個角落裡坐著附近索尼電影製片廠的十來個影片剪輯員。一對高中生正摟著親嘴。還有一群上了年紀的戴著遮陽帽的婦女。他們坐在一個角落的包廂裡,兩個都點了今日特餐。

  埃文斯說,「貝爾德似乎認為海平面的數據是關鍵。」

  「這是貝爾德的想法。坦白地說,我不太清楚。」

  「為什麼?」

  「沒有人見過這些數據。但即使是高質量的,也需要他們拿出海平面實際上升的數據,以便給陪審員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實際上沒有上升。」

  「即使如此,也許還是沒有,」她說,「你知道印度洋中的馬爾代夫群島嗎,他們擔心海水氾濫,因此,斯堪的納維亞的研究人員來到這裡研究海平面。科學家們發現,在幾個世紀裡,海平面沒有上升——在過去二十年內還下降—^」

  「下降了?公佈了嗎?」

  「去年……」他說。

  這時菜端上來了;詹尼弗做了一個打住的手勢:不要三句話不離本行了。她一邊津津有味地吃著墨西哥玉來煎餅,一邊用手背擦了一下下巴。他看見她的手掌至前臂內側有一條鋸齒狀的白色傷疤。

  她說,「天啊,我喜歡這種煎餅。你在哥倫比亞特區吃不上像樣的墨西哥的東西。」

  「你從那兒來嗎?」

  她點點頭。「我來幫約翰的忙。」

  「他讓你來的嗎,」

  「我無法拒絕。」她聳了聳肩。「我隔一周去見我的男朋友。或者他來,或者我去。如果這場官司要打下去的話,可能是一年,也可能兩年。我覺得我們的關係經不起這樣的考驗。」

  「他是幹什麼的,你的男朋友?」

  「律師。」

  埃文斯笑了笑:「有時候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律師。」

  「每個人都是。他的專業是證券法。我不感興趣。」

  「你的專業是什麼?」

  「準備證人和挑選專家。對合夥經營者進行心理分析,這就是我為什麼負責核心小組的原因。」

  「我明白了。」

  「我知道大多數陪審員都聽說過全球變暖,而且大多數人都會傾向於認為這是事實。」

  「天啊。我希望是這樣。」埃文斯說,「我的意思是,過去十五年來,這已是既成的事實。」

  「但我們需要確定的是,在相反的證據面前,人們會相信什麼。」

  「比如說?」

  「比如我今天上午給你看的那些圖表。或者衛星數據。你知道衛星數據嗎?」

  埃文斯搖了搖頭。

  「全球變暖理論預言,高層大氣層會因截留的熱量而變暖,就像一個溫室。地球表面隨後也變曖了。但自1979年以來,我們的軌道衛星可以毫不間斷地測量五英里以上大氣層的溫度。結果顯示,高層大氣層變暖的情況要比地面輕得多。」

  「也許數據有問題——」

  「相信我吧。衛星數據被重複分析過十幾次,」她說,「這些數據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檢查得最為認真的數據了。氣象站的數據跟衛星數據也是一致的。變暖的情況也要比理論上預計的輕得多。」她聳聳肩,「對我們來說,這是另一個難題。我們正在設法解決。」

  「怎麼解決?」

  「我們覺得對陪審員來說,這太複雜了。微波探測裝置的詳細情況——四頻道輻射分析的跨軌掃描器——以及二頻道是否因為日漂流、衛星間不均勻性和時變非線性儀器反應而得到糾正的問題……我們希望它會讓他們舉起手來。總之,這就夠了。」她用餐巾擦臉時,他又看見順著她手臂內側的那條白色的疤痕。

  「你手上是怎麼搞的?」他說。

  她聳了聳肩:「在法律學校弄的。」

  「我以為只有我的學校才那麼粗暴。」

  「我給市中心的一個空手道班上課。」她說,「有時候很晚才下課。你還要一點炸土豆片嗎?」

  「不用。」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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