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壇的苦行僧(2)_余阿勳

附錄：日本文壇的苦行僧(2)

　　這趟旅行還有一個插曲，從廣州北上的粵漢在線，井上靖把化妝箱弄丟了，同行的人對他說：「中國大陸聽說沒有小偷，到底還是有啊——」井上靖連忙說：「可別讓翻譯人員知道，傳開去不大好。」車抵漢口，他只好去百貨店再買一套新的，不料剛買到手，翻譯人員把他丟掉的化妝箱送來了，他望望同伴說：「幸好沒有講出去……」

　　和川端康成一樣，井上靖也喜歡旅行。川端是喜歡漂泊流浪，身上時常只帶單程車票的錢。井上靖的旅行先有周密計劃，他說在東京沒有思考的時間，只有出門旅行，才能安靜構思。他還喜歡鑒賞藝術品，可是也僅止於鑒賞，買是不輕易買的。其他釣魚、看電影、高爾夫等，他都沒有興趣，連看書的時間都少有，他的書房裡堆積的書，都是寫小說必要的資料，有關西域的書籍，他自己說幾乎沒有遺漏。

　　除了中國歷史小說外，他還喜歡印度的，他說同樣是佛教文化、或漢字文化的國家，就有共通的歷史地盤，總比較容易理解，特別是中國的悠久歷史，對日本人簡直具有深不可測的魅力。

　　井上靖的歷史小說，受無常觀的影響很深，讀了每一部以西域為背景的作品，都會有一致的感覺：人生就像一場戰鬥，為了一個目標，迸發出青春的火花，但轉眼問，絢爛歸於平淡，一切回到靜寂。這就是歷史的潮流，青春與無常觀也就構成井上靖作品的雙重主題。

　　在苦心經營下，他的作品具有敏銳的時代感覺，同時也具有美學的特異性，所以他的作品能醞釀成比較高級的大眾文學性，和一般的推理作品或流行小說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說得率直一點，井上的文學，活似藝術家的精品，是靠井上的巧妙手腕雕琢起來的，有人讀了他的作品，也許會批評他並不是靈魂的藝術家，然而，評價藝術作品畢竟是靠主觀，對於任何作家或作品，我們不妨捨棄原來的尺度，另換一種角度和眼光。

　　他的作品，讀來不覺辛苦，筆調清新明快，架構確實，色彩並不膩豔，在精要處保持住一定的風格，在大眾性與藝術性的融合上，他算是成功了。讀他的初期作品《獵槍》（中央副刊連載過，亞新譯），那種華麗的詞匯與裝飾的趣味，或許會給人過分矯作的感覺，相反的，得了芥川獎的《鬥牛》雖獲好評，卻給人「稍澀」之感，好在這些毛病，在往後的一系列作品中很少再出現。

　　繼《鬥牛》之後，他還得了不少的賞，譬如《天平之甍》得藝術選獎文部大臣賞，《冰壁》得藝術院賞，《樓蘭》、《敦煌》得每日藝術大賞，《澱殿下日記》得野間文學獎，《風濤》得讀賣文學獎，《露西亞國醉夢譚》得日本文學大賞。緊接著又得到菊池寬文學獎和國家最高榮譽的文化勳章，三年前就任日本筆會會長，目前正與大江健三郎等幾位理事籌備明年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

　　為了籌備國際筆會，必須向實業界和出版家捐款，井上靖在這方面有很高的本事。有人比喻他是日本文壇的德川家康，能在有意無意間化敵為友，如果當政治家的話，儼然是名幹事長的才具。譬如他與文壇的交往，建立人際關係是很有一手的。當時的文壇有四個重鎮，其一是擁有三千門徒的佐藤春夫，其二是早稻田的丹羽文雄，其三是舟橋聖一，其四是川端康成。普通的作家初出道，至多選擇一個重鎮追隨到底，井上靖則不同，成名作是靠佐藤春夫發表的，之後又參加舟橋聖一的同仁會。同時又加進丹羽文雄的「丹羽高爾夫學校」，最後還輔佐川端康成處理日本筆會理事的工作。換句話說，他同時擁有四個重鎮的精神支持和關懷。

　　但是井上靖既不師事名家，也不招募徒弟，他與任何人都談得來，並善加照顧，冠婚葬祭他都參加，並致辭。許多編者都以換班方式陪他喝酒。就任筆會會長以後，俗務一增多，寫作的時間也被侵佔了。

　　每年臨近秋季的時候，大家就開始討論井上的哪一部作品可能給諾貝爾獎看上，東大教授兼文藝評論家佐伯彰一認為，井上靖受獎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說，倘若井上的作品受到重視，可能是描寫成吉思汗東征的《風濤》，以及描寫美國移民的《摘棉花》較有希望，可惜這兩部作品只有韓譯本，而沒有英譯本或歐譯本。

　　佐伯彰一批評說，井上靖的作品不但通俗而且缺乏張力，通篇是沉悶的敘述，沒有一點高潮，不過描寫遣唐史的《天平之甍》倒是用整個亞洲史的觀點去寫的，這種歷史感覺西洋人是少有的，如果井上的作品得獎，這一點恐怕是主要的理由吧。

　　另一位文藝評論家山本健吉的看法則是：川端康成的受獎理由是以敏銳的感受性表現了日本人心理的精髓，對象作品是《雪鄉》與《千羽鶴》，這類作品是令西洋人吃驚的，其銳敏烘托出的特色，幾近於一種病態，猶如芥川龍之介與三島由紀夫所具有的，可是井上靖則不同，他正好相反，外國人很難瞭解他的優點，只有日本人能瞭解他。

　　山本健吉說，井上靖有歷史小說，有夏目漱石以來超出水平的新聞小說，何況他還有外國人很難理解的私小說，如《母親記》、《道》、《壺》等，如果因為這些作品而受賞的話，就更使日本人感到欣慰了。

　　井上靖大學時代因柔道摔壞一隻耳朵是很有名的趣聞軼事，可能因為這個緣故，上半身失去重心，站在講臺上總是右肩上斜，稍微前傾，說話的聲音低低的，儘管如此，每次與他通電話，他從來沒有聽錯或漏聽一句話，問他今後的抱負如何？他說今後還是想繼續寫歷史小說，因為人類種種欲望的根源和極限，可以從日本或中國的歷史人物中探求出解答，這種工作是樂趣無窮的。

　　有位評論家比喻井上靖像一隻水鳥，雙腳在水面下拚命劃，表面上卻只見端麗的姿態。然而我的印象中，井上靖卻像大學殿堂裡的一位苦行僧，他曾明白說過，與其當「利休」，他寧願當「西行」，利休是日本安土桃山時代一個特立獨行的奇士，留下許多生平數據，卻沒有作品留下，西行是鎌倉初期的一個歌僧，留下《山家集》等作品，卻「生平不詳」，井上靖身為一個作家，只希望留下作品，而不願留下生活實錄，這或許是他的真正心願，可是活在現代，可能嗎？

　　（原載1983年十二月十日中國時報，為紀念餘氏病逝東瀛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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