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壇的苦行僧_余阿勳

附錄：日本文壇的苦行僧(1)

　　余阿勳

　　諾貝爾文學獎的發表，每屆都在星期四，川端康成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得獎，波蘭的米瓦希於一九八〇年的十月九日得獎，都在星期四，最近五年來，每次宣佈諾貝爾文學獎，也都在星期四。

　　這兩年來，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呼聲很高，特別是去年秋天，日本新聞界傳說不是巴金，便是井上靖，後來又傳說巴金謙讓了，註定非井上靖莫屬。於是井上靖的故里伊豆半島的湯島町，每到禮拜四的晚上，町長以下幹部職員，加上井上靖的老朋友二、三十人，就聚在一起，等待那興奮的時刻。

　　等到六點沒有消息，七點的新聞也沒有出來，等到九點多只好解散了。可是井上靖在東京世田穀的住宅門前，卻圍了五六十個各報社和電視臺的記者，六七輛電視轉播車早已發動引擎，亮著燈光，隨時準備現場轉播。

　　當時，筆者為了採訪新聞，也擠在這五六十個記者中間。九點半還沒有消息，日本記者好些人拿出對講機與其他陣線聯絡，「喂喂，這裡是井上邸，有消息沒有？請回答。」「喂喂，這裡是文部省，這裡掌握到的情況是，過了十點會有消息進來，請回答。」可是過了十點，依然沒有消息傳來。在井上邸內，準備慶賀的「青蛙會」會員，派代表出來向記者們道辛苦，等記者散去後，他們繼續「祝賀」到一點多。

　　像這種情況，兩年來已經體驗過好幾次了。每次井上靖都會過意不去，在我們離去之前，出來向我們表示「歉意」，說他是「無心」讓我們站那麼久的。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年諾貝爾又援例沒有頒獎給我。」

　　畢竟是一個新聞記者出身的作家，對新聞記者的甘苦比誰都瞭解得深刻，不像寫病態與感傷作品的三島由紀夫，記者要求訪問，十之九次必定回答：「電話裡談好不好？」川端康成算是比較隨和的，然而他太木訥，缺乏經驗的記者很難採訪到東西。

　　井上靖自己在每日新聞幹過十六年文教記者，懂得怎樣提供材料給來訪的記者。每次沒有等到好消息，他自己夠失望了，還是要講幾句話，讓記者的採訪簿記有一些內容。記得有一次他說了這樣一段話：「為什麼會引起這樣的騷動呢？我自己從前幹過記者，當然明白，最主要原因，就是萬一我得獎了，自己的報導輸給別的報怎麼辦？偏偏這件事又是毫無根據的，在大騷動的漩渦中，所有認識的人，都毫無根據，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消息，連是不是列入有力候補都沒有人知道。想了一想，我只有幾本書給翻譯出來，外國人就是要給日本人獎，憑什麼來評價呢？拿作家來比較，說誰比誰優秀，那是很困難的，更何況用各種不同文字寫成的作品，如何評定其高下？所以萬一諾貝爾獎給了我，那是我的運氣，就像一塊石頭從天上掉下來，不偏不倚掉在我的頭上一樣（笑），可是幸運是在寧靜中才會降臨的，像今天這樣騷動的話，根本就不會來，不過我對這樣騷動，雖然感到有點慚愧，卻不會責怪大家，你們一片好意集合在這裡，我應該感謝才對，可惜時間都浪費掉了，本來人生就有很多這樣的浪費，算了吧，這次的騷動，對我還是非分之想，現在這個非分之想，已經從我的屋頂上飛走了。」

　　井上靖是一位靠雙腿寫作的作家，但他當記者的時代卻是一個靠雙腿寫新聞的記者，曾經當過他屬下的著名女作家山崎豐子，便說他是一個用頭腦採訪的知性派記者。自從當了作家以後，幾乎每寫一部作品，都要花工夫做周密的調查，為了寫《冰壁》，他攀登了穗高嶽，不管怎樣疲勞，睡前必定做好筆記，在山上三晝夜，一本筆記簿全部寫滿了。他的努力與細心，從密密麻麻的筆記上可以清楚地覺察出來。

　　他以短篇小說《獵槍》成名，以《鬥牛》獲得芥川文學獎，那時他已四十三歲。他放棄記者，走上作家的路，是有原因的。他在每日新聞已升到文教部副部長的職位，為了寫美術評論拜訪一位畫家，這位畫家當頭就潑了他冷水，告訴他：「你真的想寫藝術評論的話，最好先去歐洲看看原畫再寫，那麼你可以當日本第一流的美術記者，否則還是不去寫的好……」

　　對出身京都大學專攻美學的井上靖，這段話簡直是沉重的打擊，在今天看來，當時對井上靖毋寧也產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他的岳丈足立文太郎，當時任京都大學解剖學名譽教授，就鼓勵井上靖說：「人生四十以前是儲備期，到了六十歲還一事無成，一輩子就註定完了，現在開始下個賭注吧！」井上靖就孤注一擲——走上作家的路。為了專心創作小說，他與妻兒分居，過真正孤獨寂寞的生活，寫成的稿子交給佐藤春夫，再交給大佛次郎，最後交給《文學界》雜誌的顧問今日出海手中。他押對了寶！

　　從《獵槍》、《鬥牛》以來，他一貫地在故事中表現熱情、執念、愛與恨、虛無；《明日客》、《冰壁》《樓蘭》《海峽》《敦煌》《憂愁平野》則是一系列的戀愛小說；讀到以中國西域為背景的《天平之甍》、《蒼狼》等，他以簡潔的文體鳥瞰悠久民族的宿命問題時，雖然欠缺榮辱與共的切身感受，卻不禁為作者那股幼年的憧憬產生共鳴。

　　作家是喜歡向未知探索前進的，井上靖為了寫中國歷史小說，已親訪過二十幾趟西安與天山南麓，小說中的社會背景、人物塑造，都經過綿密的實地調查。說得精確些，他不僅具有新聞記者的銳利感覺，同時還具有「學者的考證癖」，對《敦煌》與《樓蘭》的歷史考證之熱心，使專家都為之驚訝。一九五七年到中國大陸採訪，旅行袋裡放著一本《天平之甍》的校樣稿，到達故事背景的廣州時，拿出舊資料問花草名，當地人連一個也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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