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號草船遠征記第九章落入大海的魔掌(5)

第九章落入大海的魔掌(5)

　　我們趕緊把沉重的舵槳放下海去，這樣一來，就可以讓大海承受它的大部分重量了。可是，船尾的水池仍沒有消失，還不時有浪花落下來補水。如果這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盥洗盆的話，大家都很歡迎。我們看了看船尾尖，它仍向裡彎曲著，完全沒有伸直的趨勢。為了安全起見，喬治遊到「太陽」號底下一看，才頭一回發現，船艙以後的船身已經開始下垂。不過紙莎草捆仍然很完整，也很結實，用手一擠，還會冒出許多氣泡。紙莎草船的浮力並沒有改變。只是，我們放在船尾的東西太沉了。

　　我們動手把所有的貨物都從船尾搬走，船艙後面只剩下那根沉重的橫樑，它承受著那兩根舵槳和船橋自身的重量。船橋是用柱子撐起來的，下面存放救生筏的柳條箱。

　　浪花還是會從右舷潑到船上來。我們又水上水下仔細檢查了一遍。顯然，「太陽」號仍然完全保持原形，從船頭到船尾都未改變，船尾最後一對桅索也是如此，它們被系在桅頂，下面好好地固定在左右兩側船舷上。可是，從這裡往船尾看，可以明顯地看出，「太陽」號後半截船身自此開始有些下垂了。

　　我們又開始沉思這是怎麼回事。開始下垂的是可以自由上下活動的船尾部分，而由桅索與桅杆相連支撐起來的其他部分都完好如初。船頭還像以前那樣高高翹著。我們這只金色天鵝，依舊高傲地伸長了脖子，只是尾巴開始耷拉下來了。如果桅杆上再伸出一條桅索系著船尾，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可是，我們如果真用纜繩將船尾跟桅杆連在一起，恐怕一個浪頭過來，桅杆就折斷了。必須讓船尾自由上下擺動，可也不能讓它像現在這樣老是下垂著。我們試著在船艙兩側固定兩根纜繩，呈對角線，然後將船尾拽起來一些。我們想在船尾綁上一根粗纜繩，越過船橋護欄和艙頂，固定在前半截船身的一根柱子上。這是古埃及人加固木船的一種辦法。在有關紙莎草船的壁畫上可沒有見過這種與船身平行的大纜。可是，儘管我們用力拽這些繩子，也沒有把船身的後半截提起來。卡洛系了各種各樣獨創的結，拽著潮濕的繩索，比誰都賣力，最後兩隻手掌都腫了，就像泡過的通心粉似的。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每天，潑上船尾的海水越來越多。船尾尖仍舊向裡優雅地彎曲著，沒有任何要改變其形狀的跡象，但船底卻是慢慢地垂了下去。彎曲的船尾尖不但沒有用，反倒給支撐著它的脆弱的後甲板增加了分量。風暴卷起的海浪一次次地衝擊著高翹的船尾，吃水線以上也吸進了不少海水。而且船尾本來就又寬又厚，比艙頂還要高，浸了水後，現在至少有一噸重了。我們應該把它砍掉嗎？這樣做也許能讓後半截船身再抬起來。可這就好比要把天鵝的尾巴切掉，我們怎麼忍心對引以為豪的紙莎草船下這個毒手呢？

　　可那些傑出的造船師，到底是用什麼辦法使船尾在空中高高翹起的呢？他們不但不用繩索將船尾吊起來，反而用一根纜繩將它向下拽到甲板上去。幸好那幾位查德造船師將那根纜繩免去了，我們至今也不感到遺憾。否則……我扔下正挖著的椰子，開始瘋狂地拽船尾尖。哎呀，我真該死！我大聲喊諾曼、聖地亞哥、尤利、卡洛，把大家都叫過來。我知道錯在哪裡了。我們都不知道這彎曲的船尾尖到底有什麼用處。這也是我們付出慘痛的代價後才可能弄明白的，因為知道這船尾尖秘密的人早在墳墓裡躺了幾千年了。船尾這特殊的拱形結構並不是為了美觀。大家都以為那根纜繩是用來拉緊船尾尖的，但它的作用並非如此。船尾巴豎著就像是一張弓，纜繩就像是弦，不是要把尾巴向下拉，而是要把後半截船身往上拉。那高高的豎琴一樣的船尾擁有強勁的彈力，是用來支撐可以自由擺動的後半截船身的，而桅索用來支撐桅頂和船身的其餘部分。為了保證這種紙莎草船能在公海的驚濤駭浪裡航行而不至於被折斷，古埃及的能工巧匠把它分成兩截連在一起。前半截靠桅杆和平行的桅索來固定，後半截可以上下擺動，但又能自己恢復原位，就全靠這彈弓和弓弦了。

　　我們趕緊把弓弦上好，但已經太晚了。經過三個星期，船的後半截已經下垂不少，而且出現了一個結點，必須從上面用柳條箱或是其他什麼東西才能把它吊起來了。事已至此，纜繩已經幫不了我們了。我們是自作自受，誰讓我們和其他人一樣，以為這種拱形的船尾是古代造船匠用來修飾船身的，而沒有想到這正是他們天才的創造啊！

　　尤利和諾曼站在船尾的水泡裡，瞪著一點點下沉的金色尾巴。他們突然齊聲唱了起來：

　　「我們不要黃色潛水艇，黃色潛水艇，黃色潛水艇……」

　　我當然也不想要！我們七個人很快全都站到船尾，齊聲唱起尤利唱的歌來。沒人把它真當回事。實際上，船身其餘部分也沒有問題，漂在水上就像香檳酒的木塞似的。於是，尤利和諾曼就動手洗起褲衩來，一邊還想著把「潛水艇」的歌詞弄得更押韻一些。

　　我主要擔心的問題倒不是怕這紙莎草船最終會隨著船尾一起沉下去，而是如何維護我們七個人之間的關係。船艙只有八英呎半寬，十二英呎長，我們躺下就會一點餘地都沒有了。船甲板上又擺滿了罎子和籃子，根本沒有插足的地方。這就是說，我們一爬出睡袋，要不待在船艙左舷的避風處，要不就得爬上船橋，而那裡的面積靠胳膊就能估計出來了。不管白天晚上，大家都近在咫尺。我們就像長著七個腦袋的連體七胞胎似的成天黏在一起，每個人卻都說著各自不同的語言。我們不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的來自共產主義國家，有的來自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各自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也相去甚遠，甚至分別處於兩極。

　　我們中間有兩個非洲人，我去其中一位的家鄉拉密堡拜訪他時，他坐在地上的草墊上，家中什麼家具都沒有，只有一盞煤油燈放在草墊中央。他的護照和飛機票就放在地板的角落裡。另一位非洲人住在開羅，有一間豪宅，門口柱子中間還站著東方的僕人，鞠躬將我迎進去，屋子裡擺滿了法式家具、掛毯、傳家的古董寶貝。有一位船員一字不識，卻也有一位是大學教授。有人是積極的和平主義者，也有人是海軍軍官。阿布杜拉最專注於他的袖珍收音機，給我們講以色列和埃及爭奪蘇伊士運河的消息，雖然他自己也聽得不清楚。他的拉密堡政府支持以色列，反對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而且現在他們已經請求法國出動傘兵，鎮壓沙漠地區的阿拉伯人，我們曾在博爾見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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