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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航行前的準備(7)


  我在紐約的摩天大樓之間徒勞地遊蕩了三天,到處都關門。週一早上,紐約人又一窩蜂似地擁回了辦公室。終於有人接電話了。世界各國的人都彙聚在聯合國大樓裡,但唯獨不見查德代表。他今天去了華盛頓,我必須去華盛頓才能得到去查德的簽證。我已經囊中羞澀了。我的出版商本可以借我一筆錢,但他去了芝加哥。當晚去巴黎的飛機票已經定好。但是要飛往查德還得花很多錢,簽證也必不可少。

  我給華盛頓的查德大使館打電話,但一直無人接聽。倒是挪威使館許諾幫我聯繫查德大使,讓我耐心地在賓館等候。但我又從芝加哥方面得到消息,讓我馬上去離此很遠的一家銀行。阿布杜拉在遙遠的查德,生死未蔔,這一切讓我焦頭爛額。吳丹的辦公室通知我,說秘書長希望我馬上去他的辦公室,他要幫我寫一封介紹信。在我出門之前,有一個男人突然闖了進來。原來是彼派爾先生,他是一家國際新聞機構的主管,來商量報導這次航行的合同事宜。他可以預先支付一些費用。

  一陣電話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電話中我被告知,如果坐下一班飛機趕去華盛頓,當天就能拿到簽證。於是,這位主管幫我匆匆收拾好了兩箱行李,一箱裝著冬衣,另一箱裝著夏衣,他還幫我結了賬。那兩箱行李他也替我送上當晚去巴黎的飛機。隔壁房間的希捷爾台勒普放下手中的膠捲,替我趕往秘書長的辦公室。而我則沖到了飛機場。紐約和華盛頓的交通都很糟糕,坐飛機也相當麻煩,但挪威和查德之間的協調卻很順利。當晚,當我帶著護照,準備在紐約的肯尼迪機場轉機時,他們兩人已經在機場等候了。一個手中拿著吳丹秘書長的信,另一個則提著兩箱子衣服。

  「謝謝。再見。晚安,美國。早安,巴黎。」我在尼斯轉機的時候與妻子匆匆見了一面。她手裡拿著不少記錄條和電報,這些只好等到我從博爾將造船匠帶回來後再說了。

  我從撒哈拉大沙漠上空飛過,終於到了查德。一打開機艙門,熱浪撲面而來。拉密堡的矮房子密密麻麻、連綿不斷,我到哪裡去找阿布杜拉呢?阿布杜拉留下的地址僅是一個信箱號。信箱的主人是一位傳教士,阿布杜拉曾為他幹過木匠活,但這活早就幹完了,他也不知道阿布杜拉現在何處。不過,這位傳教士仍然熱心地幫著我們開車四處尋找。

  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館裡,旅館的接待員告訴我,本周內只有飛往蘇丹的飛機,我那張飛往埃及的機票等於作廢,因為在查德是不可能獲得埃及簽證的。以色列在查德有大使館,但是埃及、挪威、意大利和英格蘭在這裡都不設大使館。

  我的房間裡擺著一張床,牆上有兩個掛鉤和一個聲音大得跟螺旋槳似的電扇。我久久坐在床邊,拿著一張袖珍地圖,絞盡腦汁地琢磨著。這時有人敲門了。門口站著一位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長及腳踝的白衣,戴著一頂七彩的小帽子。他張開雙臂,放聲大笑,牙齒和眼睛都閃爍著喜悅的光芒。

  「噢,老闆呀,老闆,我阿布杜拉可吃了不少苦呀,現在總算是雨過天晴了!」

  阿布杜拉樂得手舞足蹈。

  「阿布杜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我去了博爾村,花了四天時間在湖上尋找奧瑪和穆薩。他們去很遠的地方捕魚去了。最後終於找到了,還幫他們還清了債務。我正要把他們帶到拉密堡,可這時行政長官來了。他說我是個為了錢不擇手段的惡棍,說我今天要把兩個人賣到埃及去,明天說不定就把人販到法國或者俄國去了。我就這樣被捕了,被關進了拉密堡的監獄。我孤身一人,不得不花掉所有的錢,這才被放了出來。」

  居然會有這種事,阿布杜拉被疑為人販子,在博爾村被捕入獄!當年的販奴通道要經過查德,當地人仍然對那段血淚史記憶猶新。現在阿布杜拉不能回博爾村了,我必須帶上由拉密堡當局蓋章的正式勞動合同親自去博爾村接奧瑪和穆薩二人。

  在接下來的五天裡,我和阿布杜拉跑遍了首都所有雄偉的政府大樓,就是為了替他們兩人辦一份合法的勞動合同。到處都是一張張聰明伶俐的面容,真誠和友善洋溢在每張臉上。到處都是超現代化的辦公室和寫字間。外交部的大樓更是雄偉莊嚴,樓前還有十四座噴水池。星期天到了。我絕望地坐在床邊,關掉了震耳欲聾的電風扇,聽任蒼蠅和熱浪朝我進攻。我受夠了。五天過去了,我一個章也沒蓋到,一個簽名也沒要到。我們找到了一位傳教士,他有一架單引擎飛機,能夠在查德湖上降落。但是沒有蓋了章的文件,如果我想把兩個造船匠接走的話,也會落得跟阿布杜拉一樣的下場。

  我們最開始找的是內政部總監,他知道阿布杜拉的事情,但他只能通過外交部長才能接見外國人,而要見到外交部長又必須通過內閣首腦,要見到內閣首腦,又必須找到禮賓司的司長。我們見到每個人都得把整個事情從頭說一遍,他們還要仔細閱讀吳丹的介紹信。我們花了三天的時間總算見到了外交部長。外交部長是個名副其實的巨人,但很隨和友好,下巴上留著一小撮黑鬍子,頭髮濃密,額頭和臉頰上都有一道道傷痕。在把我們引見給內務總督之前,他和查德總統托姆巴巴耶進行了兩次私人會晤,共同商討這個問題。總統認為此事事關重大,必須要由內閣會議來決定是否允許查德公民乘坐紙莎草船渡海冒險。

  為了爭取時間,我向他保證說,眼下的當務之急是獲准將這三名查德公民接到尼羅河平靜的河岸上,把船給建起來。於是,我們總算見到了內務部部長,內務部部長又把我們引見給勞動部。勞動部的表格用完了,我們還得臨時打印。他們三人的勞動合同足有十二頁長,還是雙面打印的。然後,我們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長簽名蓋章。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在我們打印的合同當中發現了兩段話,使得我們前面的努力功虧一簣。

  這兩段話的內容是說,合同只有在博爾村的兩位造船匠簽字之後才能蓋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規定,如果沒有醫療證明,本合同就無效。我們到哪裡去找一張醫療證明呢?博爾村沒有醫生。人事部部長從勞動部叫了一位代表來研究我們的合同,他對著合同看了半天也無計可施。他們兩人都非常友好,但只能指著合同上的白紙黑字,向我解釋說他們也無能為力。他們的意思我很明白:沒有醫療證明,勞動合同就不能生效;不離開博爾村,就無法得到醫療證明;沒有勞動合同,離境就屬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條。我累得筋疲力盡,狠狠地關上房門,把風扇開到最大檔。明天就是周日了。我氣惱地坐在床邊,乾脆寫起日記來:「無可救藥的笨蛋!但這樣糟糕的體制並不是查德人的錯,他們友好、聰明、淳樸。非洲文化並非如此,正是我們西方人教會了他們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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