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6)_伊迪絲·華頓

六

　　詹姆斯大約半個月後要啟程到英國去；他的痛苦使我憂心忡忡，所以這次遠征後的第二天，我覺得如果他執意要走，就毫無辦法把他挽留在美國了。於是我請正住在我們家的一位朋友向詹姆斯建議：由我來打電話訂購兩天后啟航的一艘波士頓輪船的船票。我的使節完成了使命，趕回來彙報說，只是暗示一下這樣的計劃，就已經使詹姆斯狼狽透頂了。通知他兩天之內改變啟航日期——兩天之內，「山宅」到波士頓（坐火車要四小時）——我怎麼能輕率地提出如此不切合實際的建議呢？他沉重的行李還在新罕布什爾他哥哥威廉家裡，這該怎麼辦呢？還有他要洗的衣服，前一天才送到洗衣店去，那又該怎麼辦呢？電扇捏在手裡，一堆咂幹了的桔子放在肘邊，他蜷縮在那裡，痛苦不堪，一個勁兒失望地念叨著：「天啊，多厲害的女人——多厲害的女人啊！她什麼事都能狠心幹出來的！她連叫我淬不及防地橫渡大西洋也在所不惜……」酷熱造成的身體衰竭比起我魯莽的建議把他拋進的深淵來，算不了什麼。我花了幾小時才使他平靜下來，並且說服了他，如果他寧肯呆在這裡受酷暑的熬煎，能把他留在「山宅」那我們就太高興了。

　　如果要他解釋他的書裡似乎不太清楚的語句，或者要他說明主題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的情景，也會產生類似的狼狽局面（這是我後來吃了苦頭以後才知道的）；但更加悲慘的是讓他知道他的作品遭到戲弄後產生的效果。我總以為誰的作品被戲弄，就證明誰的聲譽高。有一次他跟我們呆在紐約，我興沖沖地帶給他一篇評論他的小說的離奇有趣的文章，是《想像的義務》的作者弗蘭克·科爾比①寫的。這次的結果是災難性的。我永遠也忘不了那種痛苦，甚至屈辱，這種情緒還力圖隱藏在一種被冒犯的尊嚴的神氣後面。在那種場合，他那永遠冒泡的詼諧感完全不頂用；如果有人用一種非常含蓄的批評方式問及他小說中的某個地方，結果也是如此（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我想；那是在英國——他和我，還有一幫親密的朋友，一起呆在霍華德·斯特吉斯②家——我天真地把他書中的一段話指給他看，因為我讀之再三，仍不解其義。他把書從我手中接過去，把這段話讀了一遍，然後把書還給我，我笨拙地想說句笑話，然而我看到——我們大家都看到——即便這種輕微而十分無意的批評，已經傷害了他敏銳得有些病態的感情。

　　①弗蘭克·科爾比（Frank Moore Colby。1865—1925），美國歷史、政治和經濟學教授。他寫過許多精彩的論文。

　　②霍華德·斯特吉斯（Howard Sturgis，1855—1920），美國人，生於倫敦，父母是美國馬薩諸塞的富豪，他大半生住在國外，跟詹姆斯、華頓夫人、桑塔亞納等文學名流過往甚密，並著有小說數種，都以英國為背景。

　　還有一次——而且還是無意的——我為一個類似的錯誤感到內疚。我對詹姆斯有關技巧的理論與實驗自然很感興趣，不過我過去認為，現在仍然認為，他有追求技巧而犧牲天然的傾向，而天然才是小說的生命。在近期的小說中一切都得服從預先設計好的結構，而他嚴格的幾何意義上的結構，在我看來則是小說中最次要的東西之一。因此，雖然我對他制定的某些原則推崇備至，如在故事展開時，總讓故事通過最能看到故事邊緣的心眼來觀察這一條原則——然而，要把生活中不正常、不相干的活動都服從這一原則，即便對這種原則來講，代價也未免太高了。運用他的理論的結果使我感到迷惘。他最近的小說，儘管有深邃的道德美，但在我看來，卻越來越缺乏意境，越來越缺乏我們大家賴以生活、運動的滋補性的、濃厚的人間氣息。《鴿翼》和《金碗》中的人物似乎隔離在一個陰極射線管裡讓我們檢驗：他的舞臺清理得像昔日「法蘭西劇院」的舞臺一樣，那時候，與動作無關的桌椅都不能上臺（對舞臺來說，這是個好規則，但對小說卻引起不必要的尷尬局面）。我對這一點耿耿於懷。有一天我問他：「你在《金碗》裡把四個主要人物都懸在虛空裡，你是怎樣想的？他們在彼此不防範、不戒備的情況下，過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你為什麼把他們所有的人的毛邊都剝掉呢？而這正是我們一生中必須拖在身後的東西。」

　　他驚訝地望著我，我馬上發現這種驚訝是痛苦的，所以真後悔不該說這樣的話。我本來以為他的體系是有意而為的，深思熟慮出來的，因此誠心想聽他講講理由。然而，他沉吟半晌後，用一種煩亂的聲調回答道：「親愛的，——我不知道我這麼做了！」我發現我的問題非但沒有引起一場引人入勝的文學討論，反而把他受驚的注意力引向他完全沒有意識到的特殊方面去了。

　　對任何批評或評論都十分敏感，這與虛榮毫無關係；這是偉大藝術家對自己才能的深刻意識所造成的，這種自覺含有痛苦，含有一生對缺乏大眾承認所表現的失望。我不能肯定詹姆斯暗暗地夢想著要在那種離奇的文學聲名如日中天的時候當一名「暢銷書作者」，但不管怎麼樣，他肯定終生感到痛苦——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痛苦——因為最喜歡他早期作品的讀者對他缺乏承認。他不理解為什麼《黛西·密勒》和《一位女士的畫像》所取得的成功在他成熟期寫的最偉大的小說裡反而得不到。那種天長日久的失意感使他對一點點批評的暗示都極為敏感。哪怕對完全理解、完全同情他後來在技巧和文體上進行的實驗的人提出的批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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