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時代(72)_伊迪絲·華頓

七二

　　啊——一定是達拉斯來的長途，他被公司派往芝加哥，去談判他們為一位有見地的年輕富翁修建湖畔宅邸的計劃。公司經常派達拉斯執行這類任務。

　　「喂，爸——是的，我是達拉斯，我說——星期三航行一趟你覺得怎樣？去毛裡塔尼亞，對，就是下週三。我們的顧客想讓我先看幾個意大利花園再做決定。要我趕緊乘下一班船過去，我必須在6月1日回來——」他的話音突然變成得意的笑聲——「所以我們必須抓緊，我說爸，我需要你的幫助，你來吧。」

　　達拉斯好像就在屋子裡講話，他的聲音那樣近，那樣真切，仿佛他就懶洋洋地倚在爐邊他最喜愛的那張扶手椅裡。若不是長途電話已經變得跟電燈和5天橫渡大西洋一樣司空見慣，這件事准得讓阿切爾驚得非同小可。不過這笑聲還是讓他嚇了一跳，他依然感到非常奇妙：隔著這麼遙遠的疆域——森林、江河、山脈、草原、喧囂的城市與數百萬忙碌的局外人——達拉斯的笑聲竟能向他表示：「當然了，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必須在1號回來。因為我和範妮·博福特要在5號結婚。」

　　耳機裡又響起兒子的聲音：「考慮考慮？不行，先生。一分鐘也不行，你現在就得答應。為什麼不？我想問一問。假如你能提出一條理由——不行，這我知道。那就一言為定？因為我料想你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去摁丘納德辦公室的門鈴。還有，你最好訂一張到馬賽的往返船票。我說爸，這將是我們最後一次一起旅行了——以這種方式。啊——太好了！我早知道你會的。」

　　芝加哥那邊掛斷了，阿切爾站起來，開始在屋裡來回踱步。

　　這將是他們最後一次以這種方式一起旅行了：孩子說得對。達拉斯婚後他們還會有另外「很多次」一起旅行，父親對此深信不疑，因為他們倆天生地志同道合，而範妮·博福特，不論人們對她有何看法，似乎不可能會干涉父子間的親密關係。相反，根據他對她的觀察，他倒認為她會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這種關係中來。然而變化終歸是變化，差別依然是差別。儘管他對未來的兒媳頗有好感，但單獨跟兒子一起的最後機會對他也很有誘惑力。

　　除了他已失去旅行的習慣這一深層原因之外，他沒有任何理由不抓住這次機會。梅一直不愛活動，除非有正當的理由，譬如帶孩子們到海邊或山裡去，否則她想不出還有別的原因要離開39街的家，或者離開紐波特韋蘭家他們那舒適的住處。達拉斯取得學位之後，她認為出去旅遊6個月是她應盡的職責。全家人到英國。瑞典和意大利作了一次老式的旅行。因為時間有限（誰也不知為什麼），他們只得略去了法國，阿切爾還記得，在要求達拉斯考慮布朗峰而不去蘭斯與沙特爾時兒子那副激怒的樣子。但瑪麗和比爾想要爬山，而且在遊覽英國那些大教堂的路上，他倆早就跟在達拉斯後面打呵欠了。梅對孩子們一貫持公平態度，堅決維持他們運動愛好與藝術愛好之間的平衡。她確實曾提議，讓丈夫去巴黎呆上兩周，等他們「進行」完瑞士，再到意大利湖畔與他們匯合。但阿切爾拒絕了，「我們要始終在一起，」他說。見他為達拉斯樹立了榜樣，梅臉上露出了喜色。

　　她去世快兩年了，自那以後，他沒有理由繼續恪守原有的常規了。孩子們曾勸他去旅遊，瑪麗·奇弗斯堅信，到國外去「看看畫展」，肯定對他大有益處。那種治療方法的神秘性使她愈發相信其功效。然而，阿切爾發覺自已被習慣、回憶以及對新事物的驚懼緊緊束縛住了。

　　此刻，在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看清了自己是多麼墨守成規。盡義務最不幸的後果，是使人變得對其他事情明顯不適應了。至少這是他那一代男人所持的觀點。對與錯、誠實與虛偽、高尚與卑鄙，這些界限太分明了，對預料之外的情況不留半點餘地。容易受環境壓抑的想像力，有時候會突然超越平日的水平，去審視命運漫長曲折的行程。阿切爾呆坐在那兒，感慨著……

　　他成長於其中的那個小小天地——是它的準則壓制並束縛了他——現在還剩下了什麼呢？他記起淺薄的勞倫斯·萊弗茨就在這屋子裡說過的一句嘲諷的預言：「假如世態照這種速度發展，我們的下一代就會與博福特家的雜種結親。」

　　這正是阿切爾的長子——他一生的驕傲——準備要做的事，而且沒有人感到奇怪，沒有人有所非難。就連孩子的姑媽詹尼——她看起來還跟她成了大齡青年的時候一模一樣——也從粉紅的棉絮中取出她母親的綠寶石與小粒珍珠，用她那雙顫抖的手捧著送給了未來的新娘。而範妮·博福特非但沒有因為沒有收到巴黎珠寶商定做的手飾而露出失望的表情，反而大聲稱讚其老樣式的精美，並說等她戴上之後，會覺得自己像一幅伊薩貝的小畫像。

　　範妮·博福特雙親去世以後，於18歲那年在紐約社交界露面，她像30年前奧蘭斯卡夫人那樣贏得了它的愛。上流社會非但沒有不信任她或懼怕她，反而高高興興接納了她。她漂亮、有趣，並且多才多藝：誰還再需要什麼呢？沒有人那樣心胸狹窄，再去翻她父親的歷史和她出身的老賬。那些事已經被淡忘了，只有上年紀的人還依稀記得紐約生意場上博福特破產的事件；或者記得他在妻子死後悄悄娶了那位名聲不好的範妮·琳，帶著他的新婚妻子和一個繼承了她的美貌的小女孩離開了這個國家。後來人們聽說他到了君士坦丁堡，再後來又去了俄國。十幾年以後，美國的旅行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受到了他慷慨熱情的款待，他在那兒代理一家保險機構。他和妻子在鼎盛時期在那兒離開了人世。有一天他們的孤女來到了紐約，她受梅·阿切爾的弟媳傑克·韋蘭太太的照管，後者的丈夫被指定為姑娘的監護人。這一事實差不多使她與紐蘭·阿切爾的孩子們成了表姊妹的關係，所以在宣佈達拉斯的訂婚消息時沒有人感到意外。

　　這事最清楚地說明了世事變化之大。如今人們太忙碌了——忙於改革與「運動」，忙於時新風尚、偶像崇拜與輕浮淺薄——無法再去對四鄰八舍的事過分操心。在一個所有的社會微粒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轉的大萬花筒裡，某某人過去的歷史又算得了什麼呢？

　　紐蘭·阿切爾從旅館窗口望著巴黎街頭壯觀的歡樂景象，他感到自己的心躁動著青春的熱情與困惑。

　　他那日益寬鬆的夾克衫下面那顆心，許久許久沒有這樣衝動與亢奮過了。因而，隨後他覺得胸部有一陣空虛感，太陽穴有些發熱。他疑惑地想，當他兒子見到范妮·博福特小姐時，他的心是否也會這樣——接著又斷定他不會。「他的心跳無疑也會加快，但節奏卻不相同，」他沉思道，並回憶起那位年輕人宣佈他訂婚時泰然自若、相信家人當然會同意的樣子。

　　「其區別在於，這些年輕人認為他們理所當然會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而我們那時幾乎總認為得不到才合乎情理。我只是不知道——事前就非常有把握的事，究竟會不會讓你的心狂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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