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光利一靜安寺的碑文

靜安寺的碑文

　　靜安寺裡邊有一塊安葬頗有名聲的外國人的墓地。高大、蒼鬱的懸鈴木下邊，豎著一大片墓碑，棉花似的懸鈴木花絡繹不絕地飄落下來，在一片無聲的寂靜之中活動著的，只有一伸一縮，緩緩爬行的吉了蟲，從光潔的大理石墓碑上的跌落到地上的聲響。我讀著這些從異國他鄉萬里迢迢來到這裡，然後死在這裡的人們的名字，抄錄下幾篇哀傷的碑文。

　　Our life and our jop who only spoke

　　and lived toflll our heartswlth bless．

　　沿南京路筆直朝同文書院方向走，靠近郊外處便是靜安寺。我是獨自坐黃包車去的。讓車夫在門口候著，我便用心抄錄起碑文來。每篇碑文裡所保存的悲傷和懷念之情，從簡短碑文的格調和詞意間滿溢而出，構成了一篇篇名文。

　　A precious one from us has gone． A

　　voice we loved is stilled．Aplace is vacantly

　　ill our home which never can be filled.

　　Faithful andtrue till death．

　　懸鈴木花在形狀各異的墓與墓之間堆聚著。靜安寺的幽美和靜謐，被公認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顯然，墓地成為名勝，在這座城市還未曾有過先例。而這塊外國人墓地，卻在他們死後仍能讓我們感覺到一個人造的世界。身著教會服裝的牧師，從鋪著白沙的小路，繞方陣似地穿過尚未枯萎的薔蔽花叢，寂靜無聲地走動著，在他們移動腳步的間隙，可以聽到撲落撲落的聲響，那是從大理石上跌滑下來的吉丁蟲甲殼叩出的聲音。

　　To know him was to love him.Since

　　thou bast callde me bressing what most I

　　prized，It neer was mine lonly yield thee

　　whatis thine

　　讀著墓碑，便聽到了那些還存活著的亡靈，從四處寂靜的墓碑間發出的仰天呼叫。日本人的墓碑上只有戒名。可西方人的名字是一長串合在一塊兒叫的。萬念俱灰四處遊蕩的「皮爾金特之歌」，確實表達出了這塊墓地的一種爽朗旅情。小鳥頻頻鳴囀，高大的樹林深處，坐落著攀滿常春藤的教堂，刻有厚實的十字架浮雕的門扉緊緊關閉著，不見有人前往造訪。因是暮春的午後，花壇裡只剩下薔薇在爭豔鬥奇，兩名身穿喪服的英國女子，手持花束打這兒走過。

　　Time may heal the broken heart．

　　Time may makd the wound less sore．But

　　time can never heal the longing，for our

　　dear brother come before.

　　這樣有意思的碑文，正在我抄錄下十二三條的當兒，剛才讓我丟在了門外的車夫找來了。車錢都沒付，就躲進墓碑裡沒了影蹤，想來車夫對我起了疑心吧？其實，那天我是頭一回獨自上上海的街頭，頭一回單獨一人坐車。我的朋友尤其不許我坐車，說，話都聽不懂，坐上車後被帶到哪裡去都搞不清。甚至還講了這麼一件事，說是前些日子有位年輕的外交官，攜夫人前去赴任，車子到住處後，再找坐後面一輛車的夫人，結果車和人都不見了，這人至今下落不明，丈夫多半已經自殺了。所以我也格外留神，不斷靠腳走路，但終於走累了，同時也想冒冒險，便雇了車。車夫像是問我上哪兒，我便回他說去靜安寺。可車子跑了老半天，像靜安寺的那個去處卻就是不肯露面，反而到了一片中國城區①，車子漸漸走近了中國人的群集深處，這兒的人看上去挺兇狠，而地方又猥雜，我一跳下車子，就看到一輛正溜達著走近來的車，車夫長相顯得挺和善，便換乘上這一輛，讓他再往回拉。雖說這位車夫比前邊那位還要認不得路，我讓他一直往剛才來的方向拉，總算好不容易找到了靜安寺，便讓他把車歇在門口等我。這位便是拉我上靜安寺的車夫。

　　①當時上海主要繁華地段和街道都被劃為列強的租界，故爾橫光利一會有此一說。

　　那還是十年前的上海。現在，這城市已有了若干變化。去年，去歐洲的途中，曾在這兒逗留過一天。沿黃浦江進埠頭時見到的兩岸風貌，跟十年前迥然不同，已有了大都會的氣象。在我見識過的都市當中，除了上海，我想恐怕再也找不出可以與倫敦相匹敵的大都會了。抵達巴黎後，依然浮現在我腦子裡，讓我最感興味並且難以忘懷的，仍是上海。在這座都市里，既有倫敦的影子，也有銀座、巴黎、柏林的影子，恐伯連紐約的影子也可以找到。國籍各異的人們，在這塊土地上，利用租界這一奇怪的場所與各自的首都爭富鬥豪；他們屬這麼一群人，一旦歸國，唯恐丟掉各種各樣的飯碗，與其如此，還不如挾持自己國家的餘威，在這兒蹺著腿抖抖威風。他們有這麼一份虛榮心，這虛榮，便是支撐這座都會的力量，是它的美之所在。它那無法預料、使人頭暈目眩的旋轉面，昭示給世人一種亞細亞式的鈍重變動。上海既不是中國的，也不是歐洲的，而像安上了無數金屬滑輪，在混濁的土疙瘩上蠢動著的大龜。巴黎屬壯麗，而上海則是富麗，給人的感覺是，撐脹得都快承受不住的肉團，正從高層建築的窗子裡分泌出來。人們稱其為惡之都，但在我看來，上海已遠遠超出了這種惡，它屬將來才會出現的那種惡。精神穿越過麻痹狀態，默默發笑。正常人是無法揣摩這個世界上這些極為墮落的人們的生存狀態的，在這裡，墮落就像家常便飯一樣。種族各異的人們，將自己的傳統和習慣棄若敝展，躋身於共同的本能之中，一門心思將理智用於經濟，日復一日，在金銀的差別之上度日。

　　巴黎是向上達到了頂點的都市，上海則是向下墮落到了極點的都市。說起來，無非也就是金錢、政治、女人、食物這些東西。要是把人類整綴到最為單純的狀態，那麼也許就跟這個都市的居民別無兩致了。因而，這裡常常有人提到人的身段，女人只須長得漂亮，男人呢，唯有格外地擁有金錢和一點肌肉，那麼幸福就成了掌中之物，藝術和哲學在這裡是無用的累贅，而倫理則取決於人的穿著打扮、飲酒和借錢的方式而定。這裡不存在什麼別的麻煩事，只須留心偽幣的鑒別和金銀的落差，別走進小巷就行了。不過，在這個世界上，要讀懂中國人的心理恐怕難乎其難，各國的外交便全是在上海翻了船的。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延續得最長久的，因而你不得不承認，人類在認識能力上所發生的變化，其變化幅度，都已記錄進中國人的腦子裡了，如果要研究人類，那麼像中國人這樣富有研究意義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這一整個夏季，我重讀了一遍西方史，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大致都在眼裡過了一遍。我察覺到，中國的歷史進程與歐洲的歷史之間，其差異不啻是一種東西方的差異。東西方在本源上本無什麼不同，但不同的進路和取向，造成了各自習慣和思考能力方面的差異，由此，引進和擇取歐洲的理性和分析能力，便成為使得東西方趨於一致的一種舉措。在這種情況下，對日本說來，西歐的理性就有如一種強加的暴力之物，然而，中國卻把什麼都納入到自身之內，新事物一經出現，便附著在它身上，將它作為滋養自身血肉的養分，在這一點上，古今皆然，一點兒都沒變，在這塊土地上，是壓根兒不知道什麼叫做危險的。

　　不思考鴉片、八卦和宗親關係，就不可能理解中國，這是中國通們經常掛在嘴上的話。但鴉片是英國用來和中國交換茶葉時帶進來的舶來品，八卦信仰，則源自於這個國家的數學和生殖力旺盛所形成的鐵的規則，尊重宗親，則是為了抵禦盜匪劫掠而自然生成的一種堅固的保險和避難所。感官的滿足盡在鴉片之中，對八卦的嚴守堅執則成為一種法律，親族維繫，便構成了一種類似於銀行的保險信託機構。如果這三者確實有助於人，那麼可想而知，餘下的便都是些不實用的東西了。這種極其簡單的思路，似乎自古至今，在中國是一以貫之著的。除此之外的一切，諸如美食、賭博、道德，在這裡則統統成了一種交際的禮儀，一種遊戲。用八卦來束縛自由意志的訓D練，便成了一種順從和聽命于統治者的精神訓練。統治者所依恃的蘇聯科學或英國資本，對被統治者們說來則什麼部不是。「易」這種個人的立法既已棲居在腦子裡，就不該將其打碎，不管怎麼說，因為易是一種順從的精神，也因此是一種什麼都不信任的精神。對中國人說來，所謂神抵，便是自己的命運。能將幾千年前就對人的命運作了統計的易經，一朝加以打破，這樣的新統計學，至今還未見有人發明出來。不管妓女攢下多少錢，她們也不願意脫身於苦界，因為按照易的說法，一旦脫出苦界，等待人的便是死亡。與其現在永無休止地承受死去的痛苦，還不如置身於娼妓這種苦界來得安樂得多。人一旦命數已盡，就得死去，人死了，易也就到了盡頭。將這些當做法則來信仰的觀念，是中國的一種傳統。

　　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卻早已完全倒了個個兒，無所顧忌，砸碎傳統成了他們的實踐，戰爭則成了達到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這一戰爭方式並非出自於自我覺悟，而是從別國習得的一種武器。馬爾羅在《征服者》中所描寫的加林便是波裡海爾，他高喊著「要搗毀一切只有依靠戰鬥」，發動了廣東暴動，矛頭直指香港英人，暴動的火焰立即燃及上海，從而成全了蔣介石的勃興，成全了他對共產黨的反擊，成全了他對整個中國獨裁政權的掌握。然而時至十三年之後，卻重又爆發了一場同樣規模的戰爭。五卅事變當年，我曾在上海街頭盤桓了兩年，對之作過詳細的敘述①。

　　①指橫光利一取材於五卅時期上海的長篇小說《上海》。據自述，橫光利一寫這部小說的部分動機，是回為當時馬爾羅以同一時期中國為背景的小說《征服者》、《王家大道》，在西方名噪一時，故而意欲以這部作品與之相頡頏。

　　讓我到上海去看看的是芥川龍之介。在亡故的那一年，他對我說，你一定要去見識見識上海，所以翌年我便去了上海。到上海最初的感覺是，這裡的一切都是在銀子上流動著的。這一感覺極富感性，滿街都是掛有「錢莊」招牌的貨幣兌換所，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我去設有黃金交易所的地方參觀，盡可能多地瞭解金銀交易的運作變動情況以及棉花的買賣方式，後來，隨著關注的興趣漸漸讓租界內各國的組織和關係所吸引，我便意識到，上海不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還是一個不管你的民族有著怎樣了不起的思想和傳統，都將在這裡顯得一無用處的地方。各國從這裡所捎回的東西，無非是在將一種謬誤搬運回去。同樣，我覺得中國人自身也肯定對這一都市犯有過錯。若對這一難以理解的城市不加關注的話，那麼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便會遇到政治在東洋難以實施，以及整個世界的政治和商業無法運作的危機。我以為，這一城市的重要性已經到了需要加以誇張的地步。去歐洲，一開始就能讓我感覺到確鑿無疑的真實性的，便是各種各樣的地下埋設物。恐怕只有在上海這樣的都會裡，數學才是無能為力的。在這裡，與科學比鄰而居，一字兒排開著，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不諧調的，便是易經占卜測卦的地攤兒。

　　豎在靜安寺裡的這些墓碑的主人，對長流不息運轉在東洋歷史中的易，也許一無所知。用星象來解釋天地萬物，如何對以墓碑為界的人類命運作出整頓，如何將眾多的生命束縛在卦術之上，他們也許是對之一無所知而終其一生的吧。歐洲理性是一種無從估算人之生死的理性。當東亞的墓碑只是死寂無聲、對世事早已不存任何指望的墓碑時，歐洲的墓碑則屬一種不斷呼喊著的活著的墓碑。

　　We loved her Yes，no tongue can tell

　　how much we loved her and howwell but

　　God loved how too，and thought it best to

　　take her home withhim to rest.

　　我抄錄著碑文，一邊感到最最讓我困惑和無法理解的問題是，為什麼人要有白人、黃種人和黑人之分？遊歷歐洲時，就因為我是個黃種人，而遇見過許多令人很不愉快的觀念和事。然而，站在他們的想像立場上來想像黃種人，同樣也會感到黃種人的種種不合情理。只要西方銀行仍掌握著它在通貨上對東亞的制約權，東亞就不可能夢想獲得和平，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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