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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報告(2)


  納什維爾是全國重要的製造業中心之一。它的皮革皮鞭產量占美國第五位,是南方最大的生產糖果餅乾的城市;呢絨、儀器和藥品的貿易數額也相當大。

  我得告訴你,我怎麼會來到納什維爾;這些離題的話肯定會使你厭煩,正如我自己覺得厭煩一樣。我為了一些私事要去別處,但是北方的一家雜誌社委託我在這裡逗留一下,替社裡同一個撰稿人阿紮裡亞·阿戴爾建立聯繫。

  阿戴爾(除了筆跡之外,其餘的情況毫不瞭解)寄來過幾篇隨筆(失傳的藝術!)和幾首詩,編輯們在一點鐘吃午飯時,談起來讚不絕口。因此,他們委託我來找上述的阿戴爾,在別的出版商提出每字一毛或兩毛的稿酬之前,同他或她以每字兩分的稿酬訂一個合同,收買他或她的作品。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吃了烤雞肝之後(假如你找得到那家旅館,不妨一試),走到外面一片無休無止的茫茫細雨中。在第一個拐角上,我就碰到了凱撒大叔。他是個健壯的黑人,年齡比金字塔還要老,頭髮灰白捲曲,面相先叫我想起布魯特斯,轉念之間又覺得像是已故的塞蒂瓦約皇帝。他穿的大衣非常奇特,是我從未看到或想到的。它一直拖到腳踝,以前是南部邦聯軍隊的灰大衣。但是由於雨打日曬,年深月久,顏色已經斑駁不堪。約瑟的彩衣同它一比,也會像單色畫那樣黯然失色。我必須在這件大衣上囉嗦兩句,因為它同故事有關——故事發展得很慢,你原不能指望納什維爾這個地方有什麼新鮮事呀。

  以前,那一定是軍官的大衣。大衣的披肩已經不見了,原先綴在前襟的漂亮的盤花橫條和流蘇也不見了。代替它們的是用普通麻線巧妙地撚成新的盤花橫條,然後細心地縫上去的(我猜想大概是哪一位年老的「黑媽媽」縫的)。這些麻線也磨損得亂蓬蓬的。它們順著早就消失的盤花橫條的痕跡,不厭其煩、煞費苦心地給綴在大衣上,旨在代替往昔的氣派。此外,使大衣的滑稽與悲哀達到頂點的是,所有的鈕扣全掉了,只剩下順數下來第二顆。大衣是另外用一些麻線穿過原來的鈕孔和在對襟上粗糙地戳通的洞孔系起來的。像這樣裝飾得古裡古怪,顏色又是這麼駁雜的奇特衣服確實少見。唯一的那顆鈕扣有半元銀幣那麼大,是牛角制的,也用粗麻線縫著。

  那個黑人站在一輛非常舊的馬車旁邊,馬車很可能是含離開方舟之後,套了兩匹牲口,用來做出租生意的。他見我走近,便打開門,取出一把雞毛撣子虛晃幾下,用深沉的、隆隆的聲音說:

  [ 馬車很可能是含離開方舟之後:含,《舊約》中挪亞之子,據說含的後代在非洲繁衍,常作為黑人的代稱。]

  「請上車,先生;一顆灰塵也沒有——剛剛出喪回來,先生。」

  我推測遇到這種隆重場合時,馬車大概要特別做一番清潔工作。我朝街上打量了一下,發現排在人行道旁邊的出租馬車也沒有選擇的餘地。我掏出記事本,看看阿紮裡亞·阿戴爾的地址。

  「我要到傑薩明街八百六十一號去。」說罷,我便想跨進馬車。但那黑人伸出又粗又長,猩猩一般的胳臂攔住了我。他那張陰沉的大臉上突然閃出一種猜疑和敵視的神情。接著,他很快安下心來,討好似地問道:「你去那裡幹嗎,老闆?」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我有點兒冒火地問道。

  「沒什麼,先生,沒什麼。只不過那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去。請上車吧,座位乾淨得很——剛剛出喪回來,先生。」

  到達旅程終點至少有一英里半路。除了那輛古老的馬車在高低不平的磚地上顛簸得發出可怕的卡噠聲外,我聽不到別的聲音;除了毛毛雨的氣息外,我聞不到別的氣味。毛毛雨中現在又夾雜著煤煙以及像是柏油和夾竹桃花混合起來的氣味。從淌著雨水的車窗裡,我只見到兩排黑漆漆的房屋。

  該城面積有十平方英里;街道總長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一百三十七英里是經過鋪設的;水道系統造價兩百萬元,總水管有七十七英里長。

  傑薩明街八百六十一號是一幢朽敗的邸宅。它離街道三十碼,被圍繞在一叢蒼翠的樹木和未經修剪的灌木中間。一排枝葉蔓披的黃楊幾乎遮沒了圍籬。大門是用一條系在門柱上的繩圈同第一根籬笆樁子扣起來的。你一進去,便發現八百六十一號只是一個空殼,一個影子,是往昔豪華與顯赫的幽靈。不過照故事情節的發展來說,我還沒有趕走進那幢房屋。

  在馬車的卡噠聲停止了,疲憊的牲口也得到休息時,我把五毛錢給了車夫,並且自以為相當大方地加了兩毛五分的小帳。他卻不接受。

  「兩塊錢,先生。」他說。

  「怎麼啦?」我問道,「我清清楚楚聽到你在旅館門口喊的是『送你到城裡隨便什麼地方,只要五毛錢。』」

  「兩塊錢,先生。」他固執地重複說,「離旅館有好長一段路呢。」

  「這地方還在城裡,你怎麼也不能說它出了城呀。」我爭論說,「你可別以為你碰到了一個傻瓜北方佬。你看到那面的小山嗎?」我指著東面接著說(由於細雨迷蒙,我自己也看不見那些小山):「嗯,我是在那邊出生長大的。你這個又老又笨的黑傢伙,你長了眼睛連人都分不清嗎?」

  塞蒂瓦約皇帝的陰沉的臉色和霽了,「你是南方人嗎,先生?我想大概是你那雙鞋子使我誤會了。南方先生穿的鞋子,頭沒有這麼尖。」

  「現在車費該是五毛錢了吧?」我毫不妥協地說。

  他又恢復了原先那種貪婪而懷有敵意的神情,可是只持續了十秒鐘就消失了。

  「老闆,」他說,「本來是五毛;但是我需要兩塊錢,先生;我非得有兩塊錢不可。我知道你是本地人之後,先生,我不再強要了。不過我只是告訴你,今晚我非得有兩塊錢不可,生意又很清淡。」

  他那張濃眉大眼的面孔顯得安詳而有自信。他的運氣比他想像的要好。他遇到的不是一個不瞭解車費標準的傻瓜,而是一個施主。

  「你這個該死的老流氓,」我一面說,一面把手伸進口袋,「應該把你扭交警察。」

  我第一次見到他露出笑容。他料到了;他料到了;他早就料到了。

  我給他兩張一元的鈔票。我遞過去時,注意到其中一張是飽經滄桑的。鈔票缺了右上角,中間是破了以後又粘起來的。一條藍色的紗紙粘住破的地方,維持了它的流通性。

  關於這個非洲強徒的描寫,暫時到此為止;我滿足了他的要求,同他分了手。我位起繩圈,打開了那扇吱嘎發響的門。

  我剛才已經說過,這幢房屋只是個空殼。它准有二十年沒有碰到過油漆刷子了。我不明白,大風怎麼沒有把它象一座紙牌搭的房子那樣掀翻。等我向那些簇擁在它周圍的樹木看了一會兒之後,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些目擊過納什維爾戰役的樹木依然伸展著枝柯保護著它,擋住了風暴、敵人和寒冷。

  阿紮裡亞·阿戴爾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門,年紀有五十左右,一頭銀髮,身體象她居住的房屋一般脆弱單薄。她穿著我生平少見的最便宜、最乾淨的衣服,氣派象皇后一般質樸。

  客廳空蕩蕩的,仿佛有一英里見方,只有擺在白松木板架上的幾排書,一張有裂紋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條破地毯,一隻光禿禿的馬鬃沙發和兩三把椅子。牆上倒有一幅畫,一束三色堇的彩色蠟筆畫。我四下掃了一眼,看看有沒有安德魯·傑克遜的畫像和松果籃子,可是沒有看到。

  [ 安德魯·傑克遜(1767—1845):美國第七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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