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一章「愚人船」(7)

第一章「愚人船」(7)

　　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瘋癲總是與死亡和謀殺為伍。在塞萬提斯的作品中，想像者的意象是被狂妄自負支配著。這倆人是最卓越的典範，後來的仿效者往往都是東施效塑。無疑，這倆人與其說是表現了自己時代已經發展了的對無理性的某種批判性的和道義上的體驗，毋寧說是表現了15世紀剛剛出現的對瘋癲的悲劇體驗。他們超越了時空而與一種即將逝去的意義建立了聯繫，而那種聯繫將只會在黑暗中得到延存。但是，通過將他們的作品及其所表達的思想，與他們的同時代人和仿效者所展示的意義相比較，我們能夠瞭解在17世紀初文學的瘋癲經驗中發生了什麼變化。

　　在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的作品中，瘋癲依然佔據著一種極端的、孤立無援的位置。沒有任何東西能使它回歸真理或理性。它只能導致痛苦乃至死亡。瘋癲雖然表現為一派胡言亂語，但它並不是虛榮自負；填充著它的是空虛感，是麥克白夫人的醫生所說的「超出我的醫術的疾病」；它已經是完全的死亡；一個瘋子不需要醫生，而只需要上帝賜福。奧菲莉娜最後重新嘗到了欣喜的甜蜜，這就使她忘卻一切不幸；她在瘋癲時唱的歌，在實質上近似於麥克白城堡的通道中傳出的「婦人的呼喊」——宣告「王后死了」。

　　誠然，唐·吉訶德是死在一片安濫之中。他臨終時已回歸理性和真理。這位騎士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瘋癲，在他眼中，瘋癲表現為愚蠢。但是，這種對自己愚蠢的突如其來的認識難道不是「一種剛剛進入他腦際的新瘋癲」嗎？這種雙關狀態無限地循環往復，最終只能由死亡來解決。瘋癲的消散只能意味著最後結局的來臨；「甚至人們藉以發現這個病人垂死的症狀之一，便是他那麼輕易地恢復理智，不再瘋癲。」但是，死亡本身並不能帶來和平；生命的結束使生命擺脫了瘋癲，但是瘋癲仍將超越死亡而取得勝利。這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永恆真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唐·吉訶德一生瘋癲，並因瘋癲而流芳百世；而且瘋癲還使死亡成為不朽：「在此安眠的是一位著名騎士，其英勇無畏，雖死猶生。」

　　然而，瘋癲很快就告別了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給它安排的這些終極地位。而且，在17世紀早期的文學中，它受到優遇而佔據了一個中心位置。這樣它便構成了情節糾葛而不是結局，構成了劇情的轉折而不是最後的解脫。由於在敘事和戲劇結構中的位置發生變化，它便認可了真理的顯示和理性的複歸。

　　於是，人們不再考慮瘋癲的悲劇現實和使瘋癲通向彼岸世界的絕對痛苦，而僅僅嘲弄其幻覺。這不是一種真正的懲罰，而只是一種懲罰的意象，因此只是一種虛張聲勢；它只能與某種罪行表像或死亡錯覺相聯繫。在特裡斯丹隱士的《聰明誤》中，阿裡斯特得知女兒的死訊而變得瘋癲，但他的女兒其實並沒有死。

　　在《梅麗特》中，埃拉斯特覺得自己因雙重罪行而受到復仇女神的追蹤並被拖到米諾斯面前，這種罪行是他可能犯下的或可能想犯下的，但實際上這種罪行並沒有真正導致任何人的死亡。瘋癲失去了令人矚目的嚴重性；它只是因錯誤而受到的懲罰或引起的絕望。只有在我們關注一個虛構的戲劇時，瘋癲才具有令人矚目的功能。而在這種虛構的形式中，只有想像的錯誤、虛假的謀殺，短暫的失蹤。

　　然而，瘋癲並不因喪失其嚴重性而改變其本質，反而變得更加強烈，因為它使幻覺登峰造極，從而使幻覺不成其為幻覺。劇中人物在瘋癲時被自己的錯誤包裹起來，此時他開始不自覺地解開這個錯誤之網。他譴責自己，並請不自禁地說出真理。譬如，在《梅麗特》中，男主人公使用各種手段欺騙別人，到頭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成了第一個犧牲品，認為自己對對手和女兒的死亡負有罪責，在派安狀態中責備自己編造了一系列情書。於是，由於瘋癲而使真相大白。瘋癲是因對某種結局的幻覺引起的，但在實際上解開了真正的情節糾葛。它既是這一糾葛的原因，又是其結果。

　　換言之，瘋癲是對某種虛假結果的虛假懲罰，但它揭示了真正的問題所在，從而使問題能真正得到解決。它用錯誤來掩護真理的秘密活動。《病人院》的作者正是利用了瘋癲的這種既曖昧又關鍵的功能。他描述一對情侶的故事。這兩個人為了逃避人們的追尋而裝瘋弄促，躲在病人中間。少女在假裝癡呆之後裝扮成男孩，但又假裝相信自己是個女孩——其實她本來就是個女孩。通過這兩種假裝的相互抵消，她說出了最終會取得勝利的真理。

　　瘋癲是最純粹、最完整的錯覺（張冠李戴、指鹿為馬）形式。它視謬誤為真理，視死亡為生存，視男人為女人，視情人為復仇女神，視殉難者為米諾斯。但是，它也是戲劇安排中最必要的錯覺形式。因為無需任何外部因素便可獲得某種真正的解決，而只須將其錯覺推至真理。因此，它處於戲劇結構的中心。它既是一個孕育著某種秘密「轉折」的虛假結局，又是走向最終複歸理性和真理的第一步。它既是表面上各種人物的悲劇命運的會聚點，又是實際上導致最終大團圓的起點。

　　透過瘋癲建立起一種平衡，但是瘋癲用錯覺的迷霧、慮假的混亂掩蓋了這種平衡；這種構造的嚴整性被精心安排的雜亂無章的外表所隱匿。生活中的突發事件，偶然的姿態和語言，疾風驟雨般的瘋癲（這種瘋癲頓時使情節逆轉，使人們震驚，使帷幕皺亂——只要將募繩拉緊一點）這就是典型的巴羅克式的把戲。瘋癲是前古典文學的悲喜劇結構中的重要把戲。

　　斯居代裡懂得這種把戲。他使自己的《喜劇演員的喜劇》成為一齣戲中戲。從一開始，他就用相互呼應的瘋癲錯覺來展開劇情。一組演員扮演觀眾，另一組演員扮演演員。前者必須假裝認為舞臺就是現實，表演就是生活，而實際上他們是在一個舞臺上表演。後者必須裝作在演戲，而實際上他們就是在演戲的演員。這是一種雙重表演，其中每個因素都是雙重的。這樣就形成了現實與幻覺之間的再次交流，而幻覺本身就是瘋癲的戲劇意義。

　　在為斯居代裡劇本寫的前言中，蒙多利（Mondory）說：「我不知道我的夥伴們為何會如此放縱，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有某種魔力使他們喪失了理智。糟糕的是，他們也在設法讓我和你們都喪失理智。他們想讓我相信我不是站在舞臺上，讓我相信，這裡就是裡昂，那邊有一個小旅館，那個旅館院子裡的演員與我們不同，他們是演員，在表演一齣田園戲。」這齣戲用這種大膽的形式展示了它的真理，即它是幻覺，嚴格地說，它是瘋癲。

　　古典的瘋癲經驗誕生了。15世紀出現的那種重大威脅消退了。博斯繪畫中那些令人不安的力量失去了昔日的威風。那些形式依然保留著，但是現在變得明晰而溫和，成為理性的隨從和必不可免的儀仗隊。瘋癲不再是處於世界邊緣，人和死亡邊緣的末日審判時的形象；瘋癲的目光所凝視的黑暗、產生出不可思議形狀的黑暗已經消散。愚人船上心甘情願的奴隸所航行的世界被人遺忘了。瘋癲不再憑藉奇異的航行從此岸世界的某一點駛向彼岸世界的另一點。它不再是那種捉摸不定的和絕對的界限。注意，它現在停泊下來，牢牢地停在人世間。它留駐了。沒有船了，有的是醫院。

　　瘋人船的時代剛剛過去一個世紀，「瘋人院」的題材便出現了。在瘋人院裡，所有按照人類的真正理性標準屬頭腦空空的人都說著智慧的觀關語，發表自相矛盾的、具有反諷意味的言論：「……在收容不可救藥的瘋人的醫院裡，男男女女的瘋傻癡呆應有盡有。記錄這些瘋態不僅有趣而且有意義，這是探索真正智慧的一項必要工作。」在這裡，每一種瘋態都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自己的特殊標記和自己的保護神。

　　狂躁症的象徵是一個跨騎椅子的傻子，它在密涅瓦的注視下猛烈掙扎。抑鬱症的象徵是鄉間孤獨而饑渴的狼，其保護神是朱庇特——各種動物的保護神。接著排下來的是「酒癲」、「喪失記憶和理解力的瘋人」、「昏迷不醒的瘋人」、「輕佻呆傻的瘋人」…。這個無序的世界條理清晰地宣讀了一篇《理智頌》。在這種「醫院」裡，「禁閉」取代了「航行」。

　　被馴化的瘋癲依然保留了其統治的全部表像。現在它參與對理性的評估和對真理的探索。它在事物的表面，在光天化日之下，通過一切表像的運作，通過現實與幻覺的混淆，通過那整個模糊不清的網——總在編織又總被打破的、既將真理和表像統一起來又將它們分開的網——發生作用。它既遮遮掩掩又鋒芒畢露，既說真話又講謊言，既是光明又是陰影。它閃爍誘人。這個寬容的中心形象，在這個巴羅克時代早已是不穩定的了。

　　如果我們經常會在小說和戲劇中見到它，那是不足為奇的。同樣，如果我們發現它在大街小巷中遊蕩，也無須驚訝。科萊特（FranGois Colletet）無數次地在街上見到它：

　　在這條大道上，我看見一群孩子尾隨著一個白癡。……想想看，這個可憐蟲，這個瘋癲的傻瓜，他帶著那麼多的破爛能有什麼用？我常常見到這種瘋人，在大街小巷中高聲叫駡……

　　瘋癲是社會畫面上一個司空見慣的身影。從舊式的瘋人團體中，從他們的節日、聚會和言談中，人們領略到一種新鮮活潑的愉悅。儒貝爾（Nicolas Joubert），更為人知的名字是昂古萊萬（Angoulevent），自稱「愚人王」。這是瓦倫梯「伯爵」（Valenti Ie Comte）和雷諾（Jacque。Resneau）所爭奪的頭銜。儒貝爾的擁護者和反對者激烈交鋒，於是出現了各種傳單，一場論訴和唇槍舌劍的辯論。他的律師證明他是「一個無知的傻瓜、一個空葫蘆、一根木棍、一個大腦不完整的人，他的腦子裡既無發條也無齒輪。」阿爾貝爾的布倫埃（Bluetd』Arberes）自稱「應允伯爵」。他受到克雷基（Crequis）、萊迪基耶爾、布永及內穆爾（Nemours）等貴族家族的保護。1602年，他發表了（或者說有人替他發表了）自己的著作。他在書中告訴讀者：「他不識字，因為從未學習過」，但是「上帝和天使賜予他靈感」。雷尼耶的第6首諷刺濤提到的社普伊（Piers，Dupuis），按照布拉坎比爾（Brascambille）的說法，是一個「身著長袍的頭號傻瓜」。他在《關於吉約姆先生蘇醒的告誡》中宣稱他有一個「能馳騁到月亮的頭腦」。在雷尼耶的第14首諷刺詩中還出現了許多此類人物。

　　從任何意義上看，這個世界在17世紀初對瘋癲是特別友善的。瘋癲在人世中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符號，它使現實和幻想之間的標誌錯位，使巨大的悲劇性威脅僅成為記憶。它是一種被騷擾多於騷擾的生活，是一種荒誕的社會騷動，是理性的流動。然而，新的要求正在產生：

　　我千百次地舉起燈籠，尋覓，在那正午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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