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一章「愚人船」(2)

第一章「愚人船」(2)

　　麻瘋病消失了，麻瘋病人也幾乎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但是這些結構卻保留下來。兩三個世紀之後，往往在同樣的地方，人們將會使用驚人相似的排斥方法。一貧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錯亂者」將接替麻瘋病人的角色。我們將會看到，他們和那些排斥他們的人期待著從這種排斥中得到什麼樣的拯救。這種方式將帶著全新的意義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續下去。實際上，這種嚴格區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種社會排斥，又是一種精神上的重新統一。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想像圖景上出現了一種新東西；這種東西很快就佔據了一個特殊位置。這就是「愚人船」。這種奇異的「醉漢之舟」沿著平靜的萊茵河和佛蘭芒運河巡遊。

　　當然，愚人船（Narrenschiff）是一個文學詞語，可能出自古老的亞爾古英雄傳奇呼。此時，這個重大的神話主題獲得新的活力，在勃良第社會中廣為流傳。時尚歡迎這些舟船的故事：這些船載著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會的典範，開始偉大的象徵性航行。透過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沒有獲得財富，至少也會成為命運或其理的化身。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 ChamPier）。1502年創作了《五公之舟和貴族之戰》，於1503年創作了《淑女船》。另外還有《健康者之舟》、奧斯特沃倫（Jacob van Oestvoren）於1413年創作的《藍舟》、布蘭特（Sebastian Brant）於1494年創作的《愚人船》、巴德（Josse Bade）的著作《女愚人船》。當然，博斯的繪畫也屬這個夢幻船隊之列。

　　然而，在所有這些具有浪漫色彩或諷刺意味的舟船中，只有愚人船是唯一真實的，因為它們確實存在過。這種船載著那些神經錯亂的乘客從一個城鎮航行到另一個城鎮。瘋人因此便過著一種輕鬆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鎮將他們驅逐出去；在沒有把他們託付給商旅或香客隊伍時，他們被准許在空曠的農村流浪。這種習俗在德國尤為常見。15世紀上半葉，紐倫堡有63個瘋子登記在冊，其中31人被驅逐。

　　其後50年間，據記載至少有21人被迫出走。這些僅僅是被市政當局拘捕的病人。他們通常被交給船工。1399年，在法蘭克福，海員受命帶走一個赤身裸體在街巷中游走的病人。15世紀初，美因茨以同樣方式驅逐了一個瘋人罪犯。有時，水手們剛剛承諾，下來，轉身便又把這些招惹麻煩的乘客打發上岸。法蘭克福有一個鐵匠兩次被逐，但兩次返回，直到最後被送到克羅茲納赫。歐洲的許多城市肯定經常看到「愚人船」馳入它們的港口。

　　揭示這種習俗的確切含義並非一件易事。有人會設想，這是一種很普通的引渡手段，市政當局以此把遊蕩的瘋人遣送出自己的管界。這種假設沒有考慮到下列事實：甚至在專門的瘋人病院設立之前，有些瘋人已經被送進醫院或受到類似的看護；巴黎的主官醫院當時已在病房裡為他們設置了床位。在整個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大多數城市都有專門的瘋人拘留所，如默倫的沙特萊堡，康城著名的瘋人塔。在德國有數不勝數的瘋人塔，如呂貝克的城關，漢堡的處女塔。因此，瘋人不一定會被驅逐。

　　有人會設想，只有外鄉瘋人才會被驅逐，各個城市都只照看自己市民中的病人。我們不是發現一些中世紀城市的帳簿上有病人救濟金或用以照料病人的捐款記錄嗎？但是。問題並不這麼簡單。在集中收容病人的地方，病人大多不是本地人。最先集中收容瘋人的是一些聖地：聖馬蒂蘭·德·拉爾尚，聖希爾德維爾·德·古奈，貝桑松和吉爾。去這些地方朝聖是由城市或醫院組織的。往往還得到城市或醫院的資助。這些素擾著整個文藝復興早期想像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聖船。那些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瘋人乘客是去尋找自己的理性。有些船是沿萊茵河順流而下到比利時和吉爾。另一些船是沿萊茵河上行到汝拉和貝桑松。

　　另外有一些城市，如紐倫堡，肯定不是聖地，但也聚集著大量的瘋人。其數目之大，絕非該城市本身所能產生的。這些瘋人的食宿都從城市財政中開支，但是他們未受到醫治，而是被投入監獄。我們可以推測，在某些重要城市——旅遊和貿易中心，有相當多的瘋人是被商人和水手帶來的，而在這裡「丟失」了。這就使他們的家鄉擺脫了他們。很可能的是，這些「非朝聖地」與那些將病人當作香客來接待的地方逐漸被人混同了。求醫的願望和排斥的願望重合在一起，於是病人被禁閉在某個奇跡顯靈的聖地。吉爾（Gheel）村很可能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一個置放靈骨的地方變成了一個收容所、一個瘋人渴望被遣送去的聖地，但是在那裡，人們按照舊傳統，規定了一種儀式上的區分。

　　然而，漂泊的瘋人、驅逐他們的行動以及他們的背井離鄉，都沒有體現他們對於社會效用或社會安全的全部意義。其他與儀式聯繫更緊密的意義肯定會表現出來。我們總會發現它們的蛛絲馬跡。例如，儘管教會法規沒有禁止瘋人出席聖餐，但是瘋人不得接近教堂。儘管教會從未採取任何行動來對付發瘋的牧師，但是，1421年，紐倫堡一個瘋癲的神父被十分在重地驅逐出教堂，似乎他由於身為神職人員而更為不潔，該城市從財政開支中支付了他的旅費。有些地方，人們當眾鞭答瘋人或者在舉行某種遊戲活動時嘲弄他追趕瘋人，用鐵頭木棒將他們逐出城市。大量跡象表明，驅逐瘋人已成為許多種流放儀式中的一種。

　　這樣，我們對病人的出航及其引起的社會關注所具有的奇特含義就能更充分地理解了。一方面，我們不應縮小其無可否認的實際效果；將病人交給水手是為了確保他不再在城牆下徘徊，確信他將遠走他方，使他成為甘願背井離鄉的囚犯。但是，水域給這種做法添加上它本身的隱秘價值。它不僅將人帶走，而且還有另外的作用——淨化。航行使人面對不確定的命運。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聽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後一次。病人乘上愚人船是為了到另一個世界去。當他下船時，他是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因此，病人遠航既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又是一種絕對的過渡。

　　在某種意義上，這不過是透過半真實半幻想的地理變遷而發展了病人在中世紀的邊緣地位。因病人具有被囚禁在城關內的特許權，這種地位既具有象徵意義，又變得非常現實：要排斥他就必須把他圈起來；因為除了門津之外沒有其他適合他的監獄，所以他被扣留在那個渡口。他被置於裡外之間，對於外邊是裡面，對於裡面是外邊。這是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地位。如果我們承認昔日維護秩序的有形堡壘現已變成我們良心的城堡，那麼，病人的地位無疑至今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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