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調 6.智力生活(2)

6.智力生活(2)

　　當他用比較的方式無所畏懼地剖析整個美國高校景觀時，費斯克無法忽視的是，某些學校在學術質量上比三星級的學校還要差。像任何一個誠實的評論家一樣，他只好從其他方面來進行評判，比如藏書量，或是學校劇院的水準，甚至校區裡餐館的質量，他按照這些方面的評判給出了級別。一些二星的學院包括新奧爾良的塞維埃爾大學(Xavier)、圖斯基奇大學(Tuskegee)、坦普大學(Temple)、塞頓·哈爾大學（Seton Hall）、聖路易斯大學、羅得島大學，以及俄亥俄韋斯萊安大學。還有些大學，如果從其學術質量上評估，費斯克發現只能給它們一星，比如像圖爾薩大學（Tulsa），俄克拉荷馬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不管怎樣，這些大學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夠發現一些值得誇獎的地方。但是我們發現費斯克在以下的所有州裡：內華達，南北達科它（這兩個州加在一起共有20所大學）、懷俄明、西弗吉尼亞（這個州有17個學校候選），連一個在學術質量上值得一提的學校也沒有發現。同樣，理查德·尼克松獲得優異成績的加州懷蒂埃爾學院（Whittier College）和羅納德·裡根的母校伊利諾斯州的尤裡卡學院（Eureka College），也同樣不值一提。

　　任何對大學哪怕是中肯的評價，也會引起憤怒的軒然大波。我們可以設想內華達，懷俄明、南北達科他和西弗吉尼亞諸州的州長們會下令對費斯克的惡毒誹謗群起而攻之，大聲譴責這個偏執的、有眼無珠的、假充內行的、維護東岸即定權力的費斯克（他是《紐約時報》教育版的編輯），存心蔑視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應缺陷使他根本不適合呆在報社的批評部門裡，在他們的領地內發動宣傳攻勢推廣他們的州，是州長們長期以來的重要任務之一。看到州長們拼命維護其領地的教育榮譽，我們大可不必感到吃驚。但是，我們想不到一個執教於某個級別較低的學校的教授，會對費斯克發動攻擊。因為我們假設一個教授還是懂得批評性質的，知道批評構成觀點，而且觀點越多。越激烈，越活躍越好。由於你的大學被某家報紙的雇員判低了等級而捲進公開論戰，說明你幹的是公共關係而不是和知識有關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這簡直是在暗示，你對自己執教的學校的社會地位也沒有多大信心。

　　我這裡指的是大衛·H·貝內特先生，他是錫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nivereity)的歷史學教授。無疑他希望自己執教的大學在學術質量上被評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卻發現，費斯克竟然只給了錫拉丘茲大學二星，這使他大驚失色。得出這個級別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學生們填寫的調查問卷，另一部分基於對學生們的個人訪談。根據學生們提供的信息，費斯克寫道：「文理學院的文科和理科課程……混亂不清」，「授課班大而無當」，「註冊登記一團糟」，「圖書館……資料不足」，「錄取標準看上去並不嚴格」，以及「大學體育隊異常龐大」。同時，費斯克還發現，大多數教學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擔當的。受訪的學生們幾乎沒什麼道德感，他們告訴費斯克，「甭管是誰，只要付學費都可以進來。」面對這麼糟糕的調查結果，費斯克於是給了這所大學二星。然而，貝內特教授的反應不是去糾正這些不足，例如整頓註冊混亂，或是改革助教的課程安排（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現象），而是去責怪費斯克對學校弊病的揭露，並對這個在他看來不過是壞消息傳播者的人橫挑鼻子豎挑眼。他寫了一封信給「壞消息傳播者」的老闆，《紐約時報》出版商業瑟·奧徹斯·索爾斯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報紙在社會和文化上的權威」被費斯克「值得懷疑的野心」濫加利用了。他在寫給索爾斯伯格的信中繼續說：「……如果不是掛了貴報的名字，《紐約時報大學選擇指南》就會被當作一個可惡的玩笑給丟棄了。」

　　對於這一事關錫拉丘茲大學名譽的事件，同時還牽扯了愛德華·費斯克通過調查得出的使大學蒙受傷害的級別這樣的重大問題，亞瑟·奧徹斯·索爾斯伯格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忙不迭地向貝內特教授保證，費斯克的書已經被修改，修改內容馬上會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來。不過，在他的回復中，索爾斯怕格接著稱讚了費斯克和他的助手們，要人們注意這個體現了大量職業查詢的公正和真實的報告，他最後還是指出，儘管如此，他還是做出了費斯克的書「將來重印和再版」時，不會再用紐約時報的名字作書名的決定。我猜想，索爾斯伯格聲明將來會讓報紙和書名脫勾，無疑是在向人表明，從職業上講，一個「高級」文化機構不大可能去批評另外一個「高級」文化機構。

　　整個這件事，使人瞭解到學術機構已經獲得了多麼巨大的榮譽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們對輕視或批評的敏感，以及它們對榮譽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對地位降低的極端敏感，正說明了大學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替代了過去騎士甚至紳士的階層。費斯克真正令人惱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選擇」一詞，本是溫文爾雅的事情，他卻嘲弄說，好像隨便一個什麼東西說它自己是一所學院或是一所大學，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煩說明，「他可是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話很多年前也許有相當的份量，但是今天幾乎沒什麼意義了。其實在五十年代情況就已經變了。人們為了謀求社會地位而蜂擁沖進大學去讀書，結果這一現象壓倒了「金錢」概念。「金錢」這個詞沒什麼變化，而現實已經極大地改變了。

　　有種假設被深裸織人了美國神話，那就是：「有一張大學文憑」就意味著某種成功，而不間是從哪一所學校得到的。這種神話很難破滅，甚至在與美國高等教育的複雜的等級制度發生衝突時，也不會消失。舉例說，已經到了1959年，萬斯·帕卡德在他的《社會地位的追求者》一書中仍然相信這樣的觀點：「一張大學文憑」這一說法的意義，足以體現出某人屬「文憑精英」的階層。其實大謬不然。你如果想更準確地表述這一事物，就必須設計一個「精英的文憑精英」階層，因為持有一個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斯學院。哈佛大學、或是那魯大學的文憑，無論如何也不能混同於一個得自東肯塔基大學。夏威夷太平洋學院，阿肯色州立大學、或伯比·瓊斯學院的學位。當帕卡德說：「一個上過大學的姑娘同一個沒上過大學的姑娘相比，嫁給上過大學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顯然混淆了事實，因為這種說法的致命錯誤在於，它忽視了這樣的現實：某個畢業于達特茅思學院（常青藤大學之一。一譯者注）的傢伙幾乎不可能娶一個從佛羅里達勞德代爾堡的諾瓦學院畢業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還在大談特談他為之陶醉的平等觀點，可他犯的還是同樣的錯誤。在《陌生人的國家》中，他喜滋滋他說：「1940年，大約有百分之十三的適齡青年進了大學；到了1970年，進大學的人已經達到適齡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上大學的人的比例還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過是叫法上被稱為大學的地方罷了。這些可憐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恆不變的美國式的追求，不過他們追求的不是知識，而是尊敬和社會地位。愛德華·費斯克提出的「選擇」信息，恰恰表明了，真正進了大學的年輕人的數目，將總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二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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