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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愚蠢(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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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中的許多人都來自文化上無能的社會階層。一所公立學校的老師證明:「我所在的學校的一名二年級老師走到我跟前間我一年有多少個星期……接著她問我一年有多少天。」當這位二年級老師問她是怎麼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候,這位有學問的老師回答說她是在幼兒園裡知道的。很顯然,學校的課程(儘管為了讓每個老師都不至於濫竽充數而必須有死要求,許多學校卻毫無要求)對於許多老師來說都太難了,他們索性繞開那一大堆他們不懂的東西,至於學院的狀況,即便E.D.赫什在論及為改善「文化文盲」建立一套標準的「人人必須瞭解之事物」的必要性時恐怕說得過分了點,但每天仍有全新的、令人震驚的、公眾無知的例子湧現出來。某全國性報紙最近刊印了一幅布什總統正在接受一個榮譽學位的照片,照片是在披肩布(hood)從他的頭上往下滑的一刻拍的。「布什總統,」照片說明文字寫道,「正在接受他的人文博士學位腰帶(sash,多指女傭)。」這家報紙居然曾獲得過無數次普利策獎。 美國這種與日俱增的愚蠢,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能見到。任何寫了50年銀行支票的人都會注意到,甚至在這樣重要的地方也能顯露愚蠢。如今有人覺得有必要在支票上印一個小方框,這樣你就可以用數字把金額寫在裡面,意思好像在說,如果不這樣的話你就會搞不清楚住哪兒填寫那些數字。支票的背面如今也產生了一項重大更新,有一個確定的地方告訴你往哪兒寫你的簽名,好像你肯定不知道要在支票的哪一頭簽名似的。如果這樣看來,現在有必要立刻發一封信通告全體美國人:「郵資不足郵局不予投遞」,一件過去根本就用不著說就能做好的事情。 人手一台「正確拼寫」打字機怎麼樣?這東西之所以如此流行是不是因為沒有幾個「作家」駕馭語言的能力好得不需要機器的幫助就能拼寫正確?再看看一個國家的老百姓竟如此愚蠢,當他們花了大筆的錢買東西時,竟然絲毫看不出所謂「減免退款」(rebates)的主意中有什麼荒唐可笑之處,從不去指望這價格一出廠就能降低一點。想想吧,鄭重其事地把錢遞出去,然後等著,有一些錢竟又奇跡般地被遞了回來,然後就樂滋滋地覺得在這場討價還價的交易中賺了一把。在美國全國鐵路客運公司的乘客被允許出現在月臺上之前,先檢驗一下他們的車票這種新式做法又怎麼樣?其假設的前提很明顯,文盲(平均占每天乘客總數的30%)既讀不懂車票又讀不懂大門口的顯示終點站的標示牌。天氣預報,不光在地方台(上帝呀你省點事吧),而且是在全國上下所有的台,被看做是電視新聞的一個有趣的話題,由花大價錢請來的專業人士正經八百地評頭論足,對於這種現象所處的文化,我們又作何感想呢? 把無數億美元花在「探索」外層空間上,而同時又有數以百萬計的貧窮和饑餓之徒如加爾各答的當地人一般露宿街頭,這樣的一個國家如何?成百上千萬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皆如此空虛,以至可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及獲取自尊的主要方法就是去「買東西」,對於一個這樣的民族,又如何?垂涎於使東歐美國化,在那裡培植諸如帶給我們白色超大型豪華轎車,帶給我們唐納德·川普、吉姆·貝克爾、利奧娜·海姆斯利。以及米爾肯和波絲姬之類人的價值,一個這樣的國家,亦複何如? 一個這樣的國家,把一個年老體弱的電影明星,對現代與當代歷史如此無知以至在有知識的人中上演一場經久不衰的鬧劇,一個對世界現狀如此麻木不仁以至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竟然斷言已經沒有幾個活著的德國人還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了的人,一個這樣的人被大家選為、並接著再次選為自己的總統,並以這種方式宣揚其價值,一個這樣的國家怎麼樣?而此人的智囊團最早提出校園禱告與廢除富人稅賦為國家所需,外加堅定地相信貧困和無家可歸是人們心甘情願的結果,又如何? 美國的愚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肯定不是從富蘭克林和傑弗遜那兒開始的。某些粗魯的懷疑論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傢伙(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是神聖的)企圖將「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風」(一位記者的說法)的起源定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其時約瑟夫·史密斯以口授記錄的方式從莫羅尼(Moroni,亦指愚笨)天使那兒得到大量悲慘的書面陳述和訓喻,並繼而說服了一大批鄉巴佬開始了一種新的宗教。馬克·吐溫認為這種愚蠢在他的時代已經很發達了。也有些人說伴隨著瓊斯城的集體自殺,它差不多在1978年前後達到了某種高潮的狀態。到了今天,這整場運動已經非常清楚了,足以提出兩種當代的主導現象(如果不說是原因的話)。 首先是電視,加上其搞笑頻道指示觀眾何時該笑(惟恐那些擠眉弄眼和誇大其辭不奏效),及其將它的廣告訴諸最無知、最輕信和心理上最缺少安全感的觀眾的需要。懷疑和批評已經嚴厲地驅逐了出去,因為要是它們跑過來溜一眼,電視就再也不能成為一種令人滿意的愚蠢工具了。第二條原因就是公立中學教育的坍塌。最後一次見到管理學生逃學、曠課的學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 這兩件事情是導致我們的知識與文化困境的主要原因,對此大家似乎已取得了廣泛的共識。芭芭拉·艾倫萊徹扼要地總結了從「幾十位電視評論員」的表現中獲得的發現,並指出「由於電視和埃普考特(Epcot)式教育的聯合,美國的文化已經私有化、原子化、並可能不可逆轉地白癡化了。」即便承認某些對如此確鑿理由的不同見解,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愚蠢的一個小小的代價就是,美國的經濟力量轉入了日本;而一個大的代價就是,對使一個國家值得人們在其問居住的要素——舒適、差異、複雜和美好——的事物的徹底摧毀。 使之更糟的是近年來技術的飛速複雜化。當今的美國可以被簡單地定義為:一個巨大的、由那些並不特別敏銳和專注卻被迫操縱一種永遠取勝的獨特而複雜技術的人所構成的凝聚物。難怪四處潛伏著謬誤和尷尬,難怪掩飾和自誇(也就是惡俗)已成了最受人喜愛的國民風格。今天一個標準的景觀就是,一位焦慮的年輕人要用五分鐘來完成一次簡單的零售交易,這麼長的時間幹什麼呢?竟是由於那架魔鬼般的機器,嗡嗡、嘰嘰、哼哼,同時是現金點數機、帳目登記機、發票書寫機,雇員偷盜檢測機等等,原來都是為了滿足它的需要。每一名雇員都是一台機器的跟班。那位頭暈眼花、微不足道的年輕的職員,不過是同與日俱增的數碼按鈕和指示燈作戰的飛行員的較簡單的版本。商場職員常常根本無事可做,而飛行員也只好偷偷地切斷電源以免他的工作變得太複雜了而不能勝任。 所有這一切的自然結果就是過度補償(over compensation),最常常導致的就是某一種形式的惡俗。大多數人所經驗的實際的美國人的生活是如此枯燥乏味、單調和胸無大志,如此疏離于過去的傳統和歐洲文化的共鳴,於是它要求把自己「提高」和呈現為某種絕妙的東西來補償。惡俗於是成為一種可以理解的,對於全民族的空虛和乏味的自然反應,並且,它的方式的確代表了至少是對虛幻和與眾不同的價值的追求。例如:如果一個城市沒有一家值得光顧的餐館,那麼,與餐館老闆合謀參與惡俗的遊戲也算是當地人可以聊以自慰的事情吧?——正兒八經地對待狗屁不通的菜單、偽裝的法國菜、跳芭蕾舞似的餐酒服務,全部是對純正事物的粗笨模仿,要想體現惡俗,你必須要有兩個演員,一個展示者和一個光顧者,二者同時參與顛覆真實的陰謀。再說了,如果一個城市沒有美,沒有個性,沒有魅力,而且的確僅僅被財迷、庸人和自滿的鄉巴佬所占居,那麼和當地的「畫廊」兼禮品店合作也是一種安慰,從那兒獲得一些可怕的批量生產的「雕塑品」,並認真地把它們當作「藝術品」擺放在家中。 恐怕沒有必要在此特別指出並非美國的一切都是糟糕或惡俗的。這裡仍然有一些品味活了下來,足以將穆罕默德·阿裡之流趕出視線以外,使他在公眾面前說不了話;足以認清(儘管僅僅是含蓄而無聲地)越南戰爭是一件醜聞。有些東西,真的不錯,甚至非常好,如美國開放的邊境,只要它尚未被諸如麥克卡倫一沃爾特法案這樣的蠢事所損害,只要美國公民是自由的這一假設仍然成立,而且他們的確可以被邀請去周遊世界。再加上「第一修正案」,那你就會擁有一大堆令人敬仰的價值,甚至值得為之去死。外交官兼學者喬治·F·坎坎農對此非常瞭解,儘管他在最近寫的書《生活速記》中給了美國一個糟糕的評價。他在該書中但言,一個像「冷漠荒涼」這樣的詞語或許可以最好地描述出他今日所見的自己國家的形象。他解釋道:「讀者可能會以為我(在美國)只看到了醜陋、庸俗和衰微。」但是,他總結道,引導他的目光流連於這一切汙跡的只是樸素的感情:「如果沒有只屬我自己的對於這個地方的熱愛,附著在它表面上的這一切不完美就不會如此有力地擊中我……」 一年中總有那麼一天,美國接受的惟有讚美。那一天是七月四日。在所有其他的場合中,那些對美國懷有美好祝願的人們,就要全力以赴地將美好與糟糕,尤其是將美好與惡俗區分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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