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衛軍(80)_法捷耶夫

八〇

　　伊格納特·福明在革命前也很富有，但是更富有的是他的兩個哥哥，特別是繼承父親產業的大哥。伊格納特·福明最小，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前結了婚，父親就分了一筆財產給他，讓他獨立門戶，所以他很生父親的氣。但是革命後，福明從德國前線回來，就非常巧妙地利用自己表面的貧窮，裝做是一個受舊政權欺侮的人，他說自己不僅沒有財產，贊成革命，而且對革命的敵人決不寬恕，他就以這樣的身分混進村裡從貧農委員會起的各種蘇維埃政權機關和社會機構。福明利用這些政權機關，再抓住他兩個哥哥也像他一樣確實是富有而且憎恨蘇維埃政權的事實，使大哥和二哥先後遭到審訊和流放，然後侵佔了他們的財產，攆走他們的家屬，讓她們拖兒帶女去討飯度日。他毫不可憐這些幼小的孩子，主要是因為他自己沒有孩子而且也不會有孩子。這樣，在區裡他就恢復了原狀。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他雖然擁有這些財富，政府機關的好多代表卻認為他是蘇維埃土地上的特殊現象——

　　富有，但又完全是自己人，就是所謂開明老闆。

　　但是他勢力所及的那幾個鄉的農民都知道，這是一個殘忍無比的吸血富農，十分可怕。所以當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開始建立，人民在政府的支持下開始剝奪富農的財產的時候，當時還用自己原來姓名的福明也遭到了人民復仇的浪濤的衝擊。福明被剝奪掉一切，被判放逐到北方，但是地方當局看他是個有名的人，而且似乎很老實，在放逐以前並沒有把他拘禁起來。福明便靠看妻子的幫助，在一個夜晚打死了村蘇維埃主席和村支書，——在那些日子裡，主席和支書都不住在自己家裡，而是住在村蘇維埃的辦公室裡。在福明窺伺他們的這天夜裡，他們出去做客，喝得酩酊大醉地回來。福明打死了他們，帶著老婆先逃到李斯基，然後再逃到頓河羅斯托夫，他在那邊有可靠的自己人。

　　到了羅斯托夫，他買了幾張有鐵路工廠工人伊格納特·謝苗諾維奇·福明名字的證件，這些證件上表揚他是一個有功的工人。他給他老婆也弄到了適當的證件。這樣，他就在頓巴斯出現了，因為他知道那邊人手非常缺，不會追究他的來歷。

　　他堅信他遲早總會等到出頭的日子，可是他暫時給自己規定了一條明確的行動方針。首先他知道他得好好地勞動：第一，因為這樣有利於他隱瞞身分；第二，憑他那套熟練的技術和本領，好好地勞動可以使他得到富裕的生活；第三，因為他過去儘管非常富有，他還是養成了勞動的習慣。此外，他拿定主意不要表現得太突出，不要參加社會活動，對上級要順從，還有，千萬不要批評任何人。

　　久而久之，這個隱姓埋名的人就成了一個受當局重視的人，他們認為他不僅是一個勤懇誠實的工人，而且非常謙虛，紀律性很強。他有足夠的自製力毫不改變他的這條行動方針，甚至到德軍逼近伏羅希洛夫格勒時還是如此。但是他毫不懷疑德國人一定會到來。只有在別人問他，如果德國人來了，他肯不肯把他的房子讓地下組織使用的時候，他才突然被那樣強烈的幸災樂禍的感情和可以復仇的喜悅所控制，險些露出了馬腳。

　　就連舒爾迦非常歡喜的這件事，——福明在家裡也穿著上裝、打著領帶、帶著懷錶，——也並不是因為福明十分注意整潔（他平時雖然也像所有的工人一樣，穿得乾乾淨淨，但是只穿普通的家常便服），而是因為他時刻在等待德國人來臨，為了博得德國人的歡心，就從箱子裡取出了他最好的行頭。

　　在斯塔慶柯先去晉見勃柳克納憲兵站長，再去見巴爾德副憲兵站長的時候，舒爾迦就躺在那個營房裡另外半邊的一間又小又暗的單人牢房裡，他遭到毒打，渾身是血。

　　營房的這一半是幾間禁閉室，當中有一條窄走廊，通向民警局辦公室的走廊。在過去，這半邊是克拉斯諾頓唯一的拘留所。

　　「新秩序」，秩序①，就在於：拘留所的幾個單人牢房和普通牢房裡現在都擠滿了男女老少。這裡面有城裡人和來自哥薩克村鎮的人，他們因為被懷疑為蘇維埃工作人員、遊擊隊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而遭拘捕；有人因為言語或行動侮辱了德國的榮譽，有人因為隱瞞自己的猶太血統，有人因為沒有證件，或是僅僅因為他們是人而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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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為德語。

　　幾乎不給這些人吃的，不但不讓放風，連大小便也不准出來。牢房裡惡臭難聞，營房裡早已黴爛的舊地板上污穢不堪，浸透了尿和血。

　　不管所有的牢房是怎麼擠，馬特維·舒爾迦或是葉夫多金·奧斯塔普楚克——他被捕時用的名字——仍舊被單獨關著。

　　在被捕的時候，他就被打得遍體鱗傷，——他抵抗，他力大無比，使德國人很久制服不了他。後來，到了監獄裡，勃柳克納憲兵站長、巴爾德副憲兵站長、逮捕他的黨衛隊分隊長芬龐、「警察隊長」索裡柯夫斯基和德國「警察」福明都打過他，他們希望趁他神志沒有清醒以前就立刻摧毀他的意志。但是如果在正常狀態下都不能從舒爾迦那裡探出一點口風，那麼，當他處在殘酷的鬥爭中，就更不可能從他那裡探聽出什麼來了。

　　他是那樣地強壯，即使現在到了遍體鱗傷和渾身血污的地步，他躺著也不是因為筋疲力盡，而是強迫自己躺著休息一下。假如他再被帶去審訊，他一定還能全力以赴地去鬥爭。他的臉火辣辣地發痛，一隻眼睛被打出血，腫了起來。一支胳臂被芬龐分隊長用鐵棒在手腕上部打了一下，萬分疼痛。舒爾迦一想到德國人在什麼地方也同樣折磨著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由於他舒爾迦的緣故折磨著他們，可是他卻毫無指望去搭救他們，他的心都要碎了。

　　但是比肉體痛苦和這種精神折磨使他更感痛苦的是，他想到自己沒有履行職責就落進了敵人的魔掌，而且還是咎由自取。

　　在他的處境下，他似乎可以自然而然地為自己開脫，說他的失敗並不怨他，而是因為別人把不可靠的接頭地點給了他，——這種想法僅僅在他剛剛被捕的時候鑽進過他的頭腦，但是立刻就被他拋開了，認為這是對弱者的虛假的安慰。

　　憑他自己的生活經驗，他知道任何社會活動的成功都必須依靠許多人，儘管在這些人裡面會有人對自己這部分工作執行不力或者甚至會犯錯誤。但是既然被派到非常的環境中去做非常的工作而又沒有把工作做好，那只有精神懦弱的可憐蟲才會埋怨這是別人的過錯。純潔的內心的呼聲告訴他，因為他是一個特殊的人，有著過去的地下工作的經驗，所以才被選拔出來擔任這個非常環境中的非常工作，希望他能運用他的意志、經驗和組織才能去克服種種危險、困難、艱苦、障礙，並糾正與這個工作有關的別人的錯誤。這就是舒爾迦在他的失敗中不能埋怨別人也沒有埋怨別人的緣故。他意識到他不僅是個人失敗了，而且也履行不了自己的職責。這種想法折磨著他的靈魂，比任何別的痛苦都更為可怕、更為痛心。

　　不肯緘默的、正直的內心的聲音提醒他，他總有什麼地方、什麼事情做得不對。他痛苦地一再在自己的腦海裡回憶他跟普羅慶柯和劉季柯夫分手後他所說和所做的一切詳情細節，但是他找不出自己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什麼事情做得不對。

　　舒爾迦以前和劉季柯夫根本不認識，可是現在卻不斷地為他擔心，特別是因為交給他們兩人的工作能否完成，現在完全要靠劉季柯夫了。但是在可怕的磨難中，在難忍的煩惱中，他的心卻更經常地懷念他們共同的領導人和他個人的朋友普羅慶柯，並且問道：

　　「你在哪裡，伊凡·費奧多羅維奇？你怎麼樣？你活著嗎？你是在打擊該死的敵人嗎？你能勝過他們嗎？你的妙計能超過他們嗎？會不會你也像我一樣，你的靈魂也在受著煎熬？或是烏鴉已經在草原上啄食你的快樂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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