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鬧了，費曼先生(41)

四一

　　2-14. 　　輪到我做報告之前一兩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維格納。「費曼，」他說，「我覺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我已請了羅素來參加你的研討會。」羅素（Henry Norris Russell），當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學家，要來聽我的報告！

　　維格納繼續說：「我想馮諾曼教授也會有興趣。」馮諾曼（John von Neumann）是當時最偉大的數學家。「而剛巧鮑立教授從瑞士來訪，因此我也請了鮑立來。」天哪！鮑立（Wolfgang Pauli），194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學家呢！這時我嚇得臉都黃了。最後維格納說：「愛因斯坦教授很少參加我們每週一次的研討會，可是你這個題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別去邀請他，他也會來。」

　　這時我的臉一定變成綠色了，因為維格納還說：「不！

　　不！不用擔心！不過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羅素教授邊聽邊打瞌睡——而他是一定會睡著的——那不表示你的報告不好，他在每個研討會中都打瞌睡。另一方面，如果鮑立教授不停點頭，好像表示贊同你說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鮑立教授患了震顫麻痹症。」

　　我回去告訴惠勒。當初他要我做演講練習，現在卻有這些科學大師要來聽我的報告，使我很不自在。

　　「沒關係，」他說，「不用擔心，我會替你回答所有的問題。」

　　我努力準備報告，到了那天，我跑進會場，卻像許多沒有做過學術報告的年輕人一般，犯了同樣錯誤——在黑板上寫了太多的方程式。要知道，年輕小夥子都不懂得在什麼時候說：「當然，這跟那成反比，而這會如此這般地演變……」

　　因為事實上，在座的聽眾早已知道這些，他們都「看」明白了；可是只有他自己不曉得。他必須靠實際的推算才得出結論——因此他寫下一大堆方程式。

　　會前，我就在黑板上上下下寫滿了一大堆，還在寫著，愛因斯坦跑進來，和顏悅色他說：「哈羅，我來參加你的研討會。請問你，茶放在哪裡？」

　　我告訴了他，繼續寫我的方程式。

　　報告時間終於到了。我面前坐了這些科學大師，全在等我開口講話！我生平第一次學術報告，卻碰上這樣的聽眾！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會問很多難題，我將會大大地出醜了！

　　我還清楚記得，從牛皮紙袋抽出講稿時，雙手不住地發抖。

　　但奇跡出現了——事實上我很幸運，類似的奇跡在我一生中一再發生——只要我開始思考物理、必須全神貫注於要說明的問題上，我的腦袋中就再沒有其他雜念，完全不會緊張。因此當我開始報告以後，我根本不知道聽眾是誰了；我只不過在說明這些物理概念。事情就那麼簡單！

　　報告結束，開始問問題的部分。坐在愛因斯坦旁邊的鮑立首先站起來說：「我不認為這個理論正確，因為這個，這個和這個……」他轉頭去問愛因斯坦：「你同不同意，愛因斯坦教授？」

　　愛因斯坦說：「不——，」聲音拉長，帶著濃重德國口音，很悅耳的一聲「不」，很有禮貌。「我只覺得，要替引力交互作用構思一套同樣的理論，必定十分困難。」他指的是廣義相對論，也是他心愛的「小孩」。他繼續說：「由於目前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實驗證據，因此我並不很確定哪些才是正確的引力理論。」愛因斯坦瞭解，很多想法可能跟他的理論不一樣，他很能容忍別人的想法。

　　我真希望我當時把鮑立說的話記下來，因為幾年之後，我發現那套理論用來構築量子理論上，確是不夠。很有可能，偉大的鮑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問題，而且當時已對我說明；但由於我不用回答問題，心情太過放鬆，以致沒有仔細聽。

　　我倒是記得，跟鮑立一起走上帕爾瑪圖書館的臺階時，鮑立問我：「等惠勒做演講談量子理論時，他會說些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他沒有告訴我。這部分是他在做。」

　　「哦？」他說，「這傢伙自己悶著頭在做，而沒有告訴助理究竟他在做些什麼？」他靠過來，用低沉、神秘的語調說：「惠勒不會舉辦那個演講的。」

　　果然，惠勒一直沒有提出報告。原先他以為輕易便可解決跟量子理論有關的部分；他還以為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但事實上並沒有。到了該他做報告時，他明白了他根本不知應該怎樣著手，所以沒什麼可報告。我也始終沒有解決那「半超前——半延遲勢位」的量子理論。而老實說，我還為此花了許多年的功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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