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207)_西奧多·德萊塞

二〇七

　　重讀德萊塞的《「天才」》

　　1911年，德萊塞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珍妮姑娘》出版以後，《「天才」》，這部以美國藝術家命運為主題的小說，就已經完成了初稿。但是，作者對自己精心構思的這部作品的初稿還覺得不甚滿意，因此將它擱置了數年，等自己的思想更成熟、佈局更縝密後，才於1914年起1915年間重寫了二稿，也就是最後的定稿，並於1915年9月繼《金融家》和《巨人》之後出版，成為他的第五部重要作品。這部最後的定稿與初稿相比，意義更為深刻，悲劇性也更強；它更加有力地揭示了有為的青年在金圓萬能的影響下如何每況愈下，終於成為一些精神失常、思想紊亂、品德墮落的人。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作者本人是何等重視這部小說，而這部小說在他的作品中也確實佔有獨特的地位。

　　我們知道，德萊塞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城鎮，年輕時到了芝加哥，在那裡當過地產公司和家具公司的收賬員，後來成為一個新聞記者，往來于各大城市之間，最終到紐約定居，成為專業作家。這大體上也正是《「天才」》的主人公尤金·威特拉所走的道路。我們試將德萊塞的自傳《談我自己》與《「天才」》相比，便能找出許多德萊塞本人和他筆下的尤金相似的經歷，例如《「天才」》中的璐碧就是德萊塞年輕時的女友艾麗斯，璐碧寫給尤金的那封信，大體上就是艾麗斯寫給德萊塞的那封信（見《談我自己》第二十二章）。所以，《「天才」》中的尤金·威特拉，尤其是第一部中的尤金，實際上就是寫的德萊塞自己。

　　德萊塞從中西部到芝加哥和紐約時，看到資本主義大都市的發展和表面的繁榮，一度曾對資本主義社會充滿了幻想，希望能在那裡成功發跡，得到「名譽」、「財富」、「勢力」、「社會地位」等等，可是他在那裡的親身經歷與耳聞目睹使他的幻想徹底破滅。他逐漸看穿了資本主義美國的真面目，認識到美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他發現美國的現實是殘酷的、非正義的。那些年裡，他有了種種切身的體會，看到在資本主義美國，有才華的青年人如何受到摧殘和腐蝕，如何蒙受迫害，他們的發展如何遭到妨礙。他看到許多本來奮發有為的青年作家、詩人、劇作家、藝術家、演員等在金圓社會的引誘和壓迫下，一天天墮落下去，成了一些庸庸碌碌、頹廢貧乏的資產階級「御用工具」。儘管他自己看清了美國的真相，站穩腳跟，不顧資產階級惡勢力的攻擊、迫害、奉承與收買，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正如美國進步作家邁克爾·高爾德（Michael　Gould）所說的，儘管「他是不可能被人收買或被人剝去人性的」，然而周圍的許多他原來很欽佩或很賞識的藝術家卻在那種生活方式的影響下一個個垮了下去，陷入了才華枯竭的境地。因此，德萊塞覺得骨鯁在喉，痛切地感到非常有必要來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對美國藝術的腐蝕作用。這也正是這部長篇巨著的主題。德萊塞寫的是畫家尤金·威特拉的一生，實際上是勾勒出了美國資本主義文學藝術界的一個典型人物。

　　尤金·威特拉起初是一個正直、誠實、頗具才華的青年畫家，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種種物質享受的誘惑之下，竟然變得思想混亂、利慾薰心、荒淫無恥，終於走進了創作貧乏的絕境。德萊塞無情地揭露了主人公四周的種種怪現象，使我們相當清晰地看出了造成尤金·威特拉之流的那些社會條件。同時，他也告訴我們，在空口侈談自由的國度裡，一個有才能的青年要有所作為，勢必要進行艱苦的鬥爭，因為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天才是不能相容的，一個人無法既為金錢效勞又為藝術出力。那樣，他可能在物質享受上十分優裕，但在精神上卻必然感到空虛、孤獨。作者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以及他在報館工作時期所接觸到的真人真事來寫他本人十分喜愛的這部作品的。這裡有德萊塞自己，有他的親友，有他在某一時期的思想、情緒、感觸，有他對周圍事物的批評、斥責以及嬉笑怒駡，無怪故事情節和人物的刻畫塑造如此真實、生動，如此令人信服。

　　我們都知道，《「天才」》出版以後不久，就成為美國反動陣營猛烈抨擊的對象。紐約市的所謂「消滅罪惡協會」對德萊塞恣意進行攻擊，並向法院提出了控告，說他「傷風敗俗」。這激怒了國內許多正直的作家，如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威拉·凱瑟（Willa　Cather）、門肯（H．L．Mencken）等，他們成立了一個保衛《「天才」》的委員會，聲援《「天才」》的作者，並為這部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進行了政治性的鬥爭。通過這場鬥爭，他們迫使法院不得不以「證據不足」了結了這場官司，從而使反動分子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以前，德萊塞是不大過問政治的。他的第一部小說《嘉莉妹妹》雖然也曾遭到美國政府禁止發行，但他當時只不過是從道德方面看待那件事。現在，《「天才」》又遭到了攻擊，這使他不得不奮起自衛。這場鬥爭加深了他對美國現實的認識，使他對資本主義美國的實質有了越來越清醒的省悟。因此，我們可以說，為《「天才」》進行鬥爭的那幾年對於德萊塞的創作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是他創作道路上的轉折點。在此以前，德萊塞不大參預政治；從此以後，他不但以現實主義小說家的身份寫作，還以政論家的身份發表言論。在這些言論中，他說出了《「天才」》中沒有說完、說透的話，對一般進步作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喚起了不少的同情與共鳴。

　　還有，環繞著《「天才」》進行的這場鬥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進行的，這使德萊塞不禁要對四周的一切重新予以評價，使他感到自己今後的全部寫作應該是在一個重要條件下來進行：那就是向反動陣營展開堅決、無情的鬥爭，揭露他們的醜惡面目。這樣，他在往後的歲月裡就寫出了他的最卓越的作品《美國的悲劇》，以及許多內容豐富、含義深刻的優秀短篇小說。因此，《「天才」》一書的出版，對於德萊塞之所以成為美國傑出的民主主義作家之一是有特殊意義的，它標誌著德萊塞創作新階段的開始。

　　誠然，德萊塞從一個對資本主義社會抱有幻想的青年，成長為一個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最終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是通過一場艱巨而曲折的發展的。他所走的道路是漫長的、崎嶇的。早年，他曾經潛心研究過赫胥黎、斯賓塞等的唯心主義哲學和不可知論，這使他當時的思想比較混亂，同時還使他有了一定的悲觀情緒，儘管他的悲觀主義還是憤激於中，而不是頹唐失望。他的世界觀是有局限性與矛盾性的，因為當時他還不過是「一個朦朧的社會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見邁克爾·高爾德的《我所知道的德萊塞》一文）這些缺陷與不足之處，在《「天才」》一書中都有所反映，這也是無庸諱言的。

　　文/主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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