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第三章失望(3)

第三章失望(3)

　　「曼內特醫生，你看看囚犯。你以前見過他麼？」

　　「見過一次。他到我倫敦的寓所來看過我。那大約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能認出他就是跟你一起乘過郵船的旅客麼？你對他跟你女兒的談話有什麼看法？」

　　「對兩個問題我都無法回答，大人。」

　　「你無法回答有什麼確切的特別的原因麼？」

　　他低聲回答說，「有。」

　　「你在你出生的國家曾經遭到過不幸，未經審判，甚至未經控告就受到了長期監禁，是麼，曼內特醫生？」

　　他回答的口氣打動了每一顆心，「受過長期監禁。」

　　「剛才談到的那個時候你是剛剛放出來麼？」

　　「他們是那樣告訴我的。」

　　「你對當時情況已經沒有記憶了麼？」

　　「沒有了。從某個時候起——我甚至說不清是什麼時候——從我坐牢時讓自己學著做鞋起，到我發現自己已在倫敦，跟現在在我身邊的我親愛的女兒住在一起為止，我心裡是一片空白。仁慈的上帝讓我的官能恢復時，我女兒跟我已很熟悉；可我連她是怎樣跟我熟悉起來的也說不清了。那整個過程我都沒有記憶。」

　　檢察長坐下，父女倆也坐下。

　　此時這件案子卻出現了一個離奇的變化。此案的目的是要證明五年前那個十一月的星期五囚犯跟某個尚待追查的同案犯一起乘郵車南下，兩人晚間一同下了車，到了某處，但未停留（目的是造成假像），卻又立即折返十多英里，來到某個要塞和造船廠搜集情報。一個證人出庭確認四犯曾在那個時刻在那個要塞和造船廠所在的城市某旅店的咖啡館裡等待另一個人。囚犯的辯護律師反復盤問了這位證人，卻只發現他在其它時候從沒有見過囚犯，此外便一無所得。這時那位戴著假髮一直望著法庭天花板的先生卻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幾個字，卷了卷，扔給了律師。律師抓住空隙讀完紙條後很仔細很好奇地把囚犯觀察了一會兒。

　　「你再次重申你有把握那人就是這個囚犯麼？」

　　證人表示很有把握。

　　「你見過樣子很像這個囚犯的人麼？」

　　證人說，再像他也不會認錯。

　　「你仔細看看我的有學識的朋友，那邊那位先生，」律師指著扔過紙條的人說，「然後再仔細看看囚犯。你覺得怎麼樣？他們倆是不是非常相像？」

　　除了我這位有學問的朋友有點不修邊幅（如果不算是有失體面的話）之外，他和囚犯確實是一模一祥。把兩人一比較，不但叫那證人大吃了一驚，就是在場所有的人也都大吃了一驚。眾人要求法宮命令「那有學問的朋友」取下假髮。那人不太高興地同意了。這一來，兩人之間的相似更顯得驚人了。法官詢問斯特萊佛（囚犯的律師）下面是否要求以叛國罪審問卡爾頓（那是我那位有學問的朋友的名字）。斯特萊佛先生回答說不必了，但他要請證人說明：發生過一次的事是否會發生第二次？若是他早一些見到他的魯莽輕率的證明，他是否還會那麼深信不疑？在他已經見到他的魯莽輕率的證明之後，他是否仍然那麼深信不疑？會不會更加深信不疑？盤問的結果是把那證詞像瓦罐一樣砸了個粉碎，也把證人在本案中所表演的角色駁了個體無完膚。

　　克朗徹先生聽到這兒時，已從他的指頭上啃下了可以當一頓飯吃的鐵銹。現在他得聽斯特萊佛先生把囚犯的案情裁作一套緊身衣穿到陪審團身上了。斯特萊佛先生向陪審團指出，那愛國志士巴薩是個受人雇用的密探和奸細，是個做人血買賣從不臉紅的傢伙，是個自從受詛咒的猶大以來最無恥的流氓——而他的長相也的確像猶大。他指出，那位道德高尚的僕人克萊是巴薩當之無愧的朋友和搭擋。這兩位作偽證發偽誓的傢伙看中了囚犯，想把他當作犧牲品，因為他是法國血統，在法國有一些家務要求他在海峽兩岸往來奔波。至於是什麼家務，因為關係到他某些親友的利益他寧死也不肯透露。而他們從這位小姐那兒逼出來的、受到歪曲的證詞其實毫無意義（諸位已經看到她提供證詞時所受到的痛苦），那不過是像這樣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之間小小的殷勤禮貌的活動而已——只有對華盛頓的提法例外，那話很出格，很狂妄，可也只能看作一個過分的玩笑。如果政府竟想借最卑下的民族對立情緒和畏懼心理做文章來進行壓制，樹立威信（檢察長先生對此曾大加渲染），那恐怕只會成為政府的一種弱點。可惜這種做法除了證詞那邪惡的不光彩的性質只會歪曲這類案件的形象之外全無根據。它只能使我國的國事審判裡充滿了這類案件。他才說到這兒，法官已板起面孔，好像這話純屬無稽之談，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對這類含沙射影的言論充耳不聞。

　　然後斯特萊佛先生要求他的幾個證人出席作了證。再以後克朗徹先生便聽見副檢察長先生把斯特萊佛先生為陪審團剪裁的衣服整個兒地翻了過來；他表示巴薩和克萊甚至比他估計的還要好一百倍，而囚犯則要壞一百倍。最後，法官大人發言，他把這件衣服時而翻了過來，時而又翻了過去，總而言之，肯定是把它整個兒重新剪裁了一次，做成了一件給囚犯穿的屍衣。

　　現在，陪審團開始考慮案情，大蒼蠅又發出嗡嗡之聲。

　　即使在這樣的波瀾起伏的情況之下，一直望著法庭天花板的卡爾頓先生仍然沒有挪一挪身子，或改一改態度。在他那學識淵博的朋友斯特萊佛整理著面前的文件、跟他身邊的人低聲交談，而且不時焦灼地望望陪審團的時候；在所有的觀眾都多少走動走動、另行組成談話圈子的時候；甚至在連我們的檢察官也離開了座位，在臺上緩緩地踱來踱去，未必不使觀眾懷疑他很緊張的時候，這位先生仍然靠在椅背上沒有動。他那拉開的律師長袍一半敞著，零亂的假髮還是脫下後隨手扣上的樣子。他雙手抄在口袋裡，兩眼仍然像那一整天那樣死死盯住天花板。他有一種特別馬虎的神態，不但看去顯得不受人尊重，而且大大降低了他跟囚犯之間毫無疑問的相似程度（剛才大家把他倆做比較時，他暫時的認真態度曾強化了相似的印象），因此許多觀眾現在都注意到了他，並交換意見說他們剛才怎麼會認為他們倆那麼相像呢。克朗徹先生對他身邊的人就是這樣說的。他還說，「我可以用半個金幣打賭，這人是得不到法律工作做的。他那副模樣就不像，是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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