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科波菲爾(49)_狄更斯

四九

　　「目前，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幾乎把人壓倒，」米考伯太太說，「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度過這難關，在娘家，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我真不懂困難這詞是什麼意思，不懂我現在所說的這個詞的意思，可是經歷使我懂得了——正如爸爸常說的那樣。」

　　我不能肯定，究竟是從她那裡我知道米考伯先生做過海軍軍官，還是出於我想像。我只知道，至今我仍然相信他一度入過海軍，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現在為各種商戶在城裡拉顧客，但我恐怕他收入很少或幾乎沒有進項。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債主不肯給他時間，」米考伯太太說，「他們就得自食其果了。他們把這事辦得越快就越好。石頭榨不出血，米考伯先生也榨不出錢還帳（更別說付訴訟費了）。」

　　可憐的米考伯太太！她說她曾努力試過，我並不懷疑她曾這樣做過。臨街門上中間幾乎被一塊大銅牌全遮住了，那銅牌上刻著：「米考伯夫人青年婦女宿舍」，可我從沒見到任何青年婦女在這裡住宿過，沒見過任何青年婦女來過或提出過要來，也沒見過這裡做過任何接待青年婦女的最低標準的準備。我見到或聽到的來客全是債主。他們總是在任何時候來到，其中一些還好凶。有一個一臉髒兮兮的人，我猜他是個鞋匠，總是早上七點鐘就鑽到走廊裡，朝樓上的米考伯先生嚷嚷說：「下來！你還沒出門呢，你知道的。還我們錢，好不好？別藏著，你知道，那太可鄙了，我要是你就不會這麼可鄙。還我們錢，好不好？你要還我們錢，聽見了嗎？下來！」這番辱駡得不到回應，他就氣得罵出「騙子」、「強盜」，而這樣仍得不到回應，他就走到街對面，沖著二樓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裡）叫駡。這時，米考伯先生好生傷悲羞愧，以至（有一次，我從他太太的尖叫聲中得知）用把刮鬍子刀對自己比劃了一下。可是半個小時不到，他就會不惜力氣地擦亮皮鞋，哼著曲子出門時，那神氣較平日還更像個體面人。米考伯太太也具有一樣的彈性。我曾親眼看到她在三點鐘時被法庭批下的帳單和訟費單逼昏過去，可是四點鐘時，她就吃裹面炸的羊排，喝熱麥酒（這些是當掉兩個茶匙後買回的）。有一次，我偶然提前在六點鐘回家，見她昏倒在火爐前（還帶著雙生子中的一個），頭髮披在臉上，原來法庭剛剛強行採取了手段。可就在那天晚上，她一面在廚房的灶前烤牛肉，一面給我講她爸爸媽媽的故事，還告訴我他們過去的交往，我再沒見過她那樣興高采烈過了。

　　在這所住宅裡，和這一家人一起，我度過工餘的時間，我給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麵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麵包和另一小塊乾酪收在一個特殊的碗櫥裡特殊的一層，留著我晚上回家做晚餐。這在那六或七先令裡是筆很大的開支了。我對此很有數；我整天就呆在那批發店裡，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筆錢養活自己。從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記不得有任何人給予我任何忠告、意見、鼓勵、安慰、幫助或支持，到我希望到天堂時也記不起。

　　我是那麼年輕、那麼幼稚、那麼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樣又能怎麼樣呢？——處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務，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時，我常因不能抗拒擺在糕餅店前以半價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預備買午飯的錢。這樣我就不吃午飯，或只買一個蛋捲或一薄片布丁。我記得有兩家布丁店，我根據我的財政情況在兩者之間做選擇。一家就在靠近聖馬丁教堂的一個廣場上——就在教堂的背後——現在已全遷走了。這家店裡的布丁是用葡萄乾做的，是種很特別的布丁，價格很不菲，兩便士能買到的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量多。另一個店在斯特蘭大街——在後來已改建的什麼地方。這家的布丁是一種灰色的大塊布丁，沉甸甸，鬆軟軟，裡面稀稀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乾。每天我下班時，正好這種熱布丁上市，我就吃它當晚飯。如果要吃得像頓正經晚飯，我就在一家小餐館裡吃一條香腸和一便士的麵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紅牛肉；或者去我們營業地點對面的一家又破又舊的酒店裡吃上一碟麵包和乾酪，還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店店名叫獅子或獅子和別的什麼來著，我已經不記得了。我記得，有一次我胳膊夾了塊麵包（那是我早上從家裡帶出來的），麵包被張紙包著像本書，我夾著它到杜裡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點了一「小碟」那種精緻食品和麵包一塊吃下去。對我這麼一個獨往獨來的奇怪小傢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過我吃飯時，他那盯著我的樣子至今我還記得，他還叫了另一個招待來看我。我給了他半個便士，真希望他當時沒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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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8世紀英國學者約翰森常去該店吃飯。

　　我想，我們有半個小時吃茶點的時間。我錢夠時，總買半品托沖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麵包。我沒錢時，就去看艦船街的野味店，在這種時候，我也間或走到考文特花園市場去看菠蘿。我喜歡在阿德爾菲街一帶徘徊漫步，因為那地方有一個黑色拱門而顯得神秘。我記得，一天晚上我從靠近那河邊小酒店的一個拱門裡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裡跳舞；我坐在一張凳子上看他們。不知道他們對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樣一個孩子，那麼小，當我走進陌生的酒店要買杯麥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帶來作午飯的東西時，他們竟不敢給我。我記得，一個很熱的晚上，我走進一家酒店，對老闆說：

　　「你這兒最好的——特別特別好的——麥酒一杯要多少錢？」因為那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我不知道是個什麼日子。也許那天是我生日。

　　「兩個半便士，」老闆說，「這價錢買的是貨真價實的斯丹甯麥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錢說，「請給我上滿滿的一杯貨真價實的斯丹寧吧。」

　　老闆聽後，露出一絲怪怪的笑，在櫃檯那兒把我從頭到腳打量著；他沒去倒酒，反而朝屏風後望來望去，對他妻子說了些什麼。他妻子拿著針線活從屏風後走出來，和他一起打量我。現在，我們當時仨人的模樣都在我眼前活靈活現了。老闆沒穿外套，靠在櫃檯的窗架上；他的妻子從那下面那小部門關住的門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櫃檯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臉看他們。他們問了我很多問題，如我叫什麼，多大了，住哪兒，怎麼做工，怎麼來的。為了不牽連什麼人，恐怕我對所有這些問題進行的回答有的是編造。他們把麥酒給我，不過我懷疑這不是貨真價實的斯丹寧；那老闆娘推開櫃檯的那半節門，俯下身來，把銀退還給我，還懷著半稱讚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出於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並不是有意或無意地誇張我的經濟匱乏和生活困難。我知道，如果奎寧先生給我一先令，無論何時，我就把它花到一頓飯或一頓點心上。我知道，我是個窮小子，從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幹活。我知道，我又餓又饞地在街上逛來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顧，在我所受的那種照顧下我會很容易地就變成一個小強盜或小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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