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呵，醒來吧(29)_大江健三郎

二十九

　　「我認為對於即將畢業走向社會的孩子們，你們教師能做的、對他們有真正幫助的就是告訴他們。『你們生存的當今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提醒他們『注意這一點！』這可能嗎？教師能對我們的孩子說這些話嗎？現在，老師教我們的孩子們鍛煉自己的動手能力，將來在社會的角落裡，讓他們像不給他人添麻煩的傻子一樣生活，難道不是這樣嗎？在未來社會裡，把這一想法變成現實，即教我們的孩子動手能力，及處理自己的一切事情，這不正是教給他們『啊、啊』自殺的方法嗎？

　　要是真替我們的孩子考慮的話，為了避免在未來社會中被淘汰的現實，就必須教給他們武裝自己進行自衛！這不但會污染當代世界，而且像我們的孩子們那樣的殘疾兒的數量會迅速增長，一旦我們的孩子多到令人矚目的程度，就會被當作低下的先行者，成為人民憎惡的目標。將來，弱小民族、受歧視階級成為必須生存在威脅下被憎惡的對象！然後，又有新的民族和階級站立起來，可是，我們的教師教過我們的孩子們進行自我防衛的方法嗎？」

　　在這篇小說中，即誇張語氣的開頭部分，寫了一段殘疾兒在東京車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寫一個驚慌失措到處尋找孩子的父親的心裡活動時，引用到布萊克的詩。在車站內的人群裡尋找迷途的孩子，父親似乎覺得自己才是被遺棄的人。他嘟囔著「爸爸，你丟下我，到底要去哪兒呢？」「這麼一說，我就像一個無信仰的人，在面對一個陌生人（啊，啊，是面對父親嗎？）祈求幫助，發出了只有在那種場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father！where are you going？o do not walk so fast．ASpeak，father，Speak to your litter boy．／Or else i shall be lost．我在東京車站內到處亂竄，急切尋找棄我的人，啊，啊，我終於追上了逃走的fater？」

　　要追溯到出版的兩、三年前，我寫這個長篇的時候義么10歲，那年冬天，發生了一件事，與我小說裡寫的故事相似。事實上，義么不單純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帶走後，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沒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寫進小說裡，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認為或許還會有跟上次一樣蓄意誘拐的人。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害怕報紙報道此事，就沒向警察報告。當然，如果那天我們最後沒有找到義么，妻子肯定會給警察打電話的，我也絕不會阻止她。當時，妻子擔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發作，最後如果是對方先挑釁，我會向別人施加被認為是防衛過當的暴力。

　　關於我的被害妄想症，本來我不想把責任歸咎於別人；僅僅是作為故事的開始，我必須說出那件事發生之前，他們的執拗帶給我的影響，即四、五年前開始的永無休止的電話和來信。起初，我以為每天給我打五、六次電話我一拿起電話他就默不作聲的人和來信寫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個人，因為打電話的次數不確定，所以我還以為那是全社會對我表示的敵意。後來，不用多說，我知道絕大多數沉默的電話是寫信人打的。

　　現在，這些已經成為永遠的惡夢，我想省略故事的詳細情節，寫信和打電話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學商學系的學生。他說自己想當一名評論家，為走上文壇，請我給他一些幫助，他在桌前坐幾天，也寫不出來一行字，卻對我說：「你教我開始寫文章吧。」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信中始終流露出一種傲慢的自信，只有這才是對他的拯救，過了不久，他不僅給我寫信，也開始給妻子寫，說：「只看重殘疾兒卻拒絕健全人的要求，這是不應該的。」似乎表現出憎恨。一天內，屢次打電話和寫信，差點兒把我們給折磨死，他還攻擊我們說，「為什麼只有自己才必須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殺的想法，我給他寫信說：「不管是打算學習，還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狀態要恢復健康，為此只有找醫生談一談。」事實上，我正是以此為根據，認為他就是打沉默電話的人，電話從早到晚不斷地響——可能是這位學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氣低聲說：「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後掛斷了電話，於是新的方式開始了。妻子接電話告訴他我不在，他就說：「最近在電車上發生了一起案件，鄰居的頭被兇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聽到電話鈴響就緊張，它使我們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圖明確的攻擊電話。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處。

　　當時，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已經過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氣閥門也關了，我就把穿著的防風茄克連頭包上，扣上袖口，還在繼續工作。屋外總是傳來說話聲，起初我以為是兩個人在談話，可並非如此，好像曾叫過我的名字。我從大門的窗口往外窺視，有一個高大的人影站在門邊，對著破舊的對講機在說話。我便問：「有何貴幹？」對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輕人驕縱的口氣說：「說『貴幹』可擔當不起呀。」我說：「如果沒有什麼急事兒，夜已經深了，還是等明天再說吧。」說完就關上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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