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義(19)_大江健三郎

一九

　　從禮堂去了教室，她們邊說著話邊到各個教室，同年級生們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一個少女。「大木問大家：『還記得她麼？就是總帶個空罐的絹子。』野田問：那空罐是怎麼回事。大木說：『那空罐裡裝著她父親和母親的骨灰，每天都帶來。』啊，我不由得叫了一聲。原來那姑娘就叫絹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學啦。我還記得，她把雙親的骨灰放在手提式書包裡來上學。她把骨灰放在沒有蓋子的空罐裡。怕骨灰撒出來，罐口蓋上報紙，用紅繩系好。她一落座就從手提式書包裡拿出課本，然後雙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課桌的右邊。一下課她就把罐子捧進書包，然後回家。起初，我們誰也不知道罐子裡裝的是什麼。她也不想告訴別人。遭轟炸之後，我們說話不直率的事多起來了，因此，儘管掛念這回事，但誰也沒問。她捧那罐子時手指的動作十分優美，就更不想問個究竟了。」有一天上課時受到教師責問，這時她才說，父母被燒死，從廢墟拾到的雙親遺骨，還沒有辦埋葬手續，所以只好提來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獨身，現在當小學教師。她身上還有挨炸時嵌進去的玻璃片，最近開始感覺疼痛。在朋友的記憶中，這位提著雙親骨灰罐的絹子，她本人內心還有另一個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記憶。

　　「並沒有看清遺體，爆炸的閃光衝擊了頭部，整個人都熔化於光中而什麼都看不見了，就在這眨眼之間看見了T老師，當時他對絹子張著大嘴在喊。喊的什麼當然無法聽清。也許僅僅是喊叫，但是絹子卻一直在想，無論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師最後喊的究竟是什麼。」

　　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據說，絹子明天入院。絹子脊背上長達30年的玻璃片，這回總要拿出幾個來吧。無影燈光中拿出來的包著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著什麼光彩呢。」

　　包著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這在作品中已有伏線的敘述，從而成為讀者共有的知識。「『人的身體可真出好東西啊！』大木這樣說。因為據說四、五年前就從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塊玻璃。醫生割開皮肉取了出來，原來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結結實實的一個疙瘩。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圓圓的，包得像顆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進入人體的玻璃片包起來，經過人的肉體勞動，如果說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體組織從這類近乎殘酷之處更新生長，向著生命所指的方向，發展下去，如此想法，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歸根結底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長崎挨原子彈轟炸之後，立刻把雙親的遺骨收進罐裡，自己身上一直帶著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30年後才動手術，想繼續工作下去的女教師相聯。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這30年過程之中，非哀的資產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為這才是文學的力量。

　　而且不僅如此。自己就在那個地方，所以才飽嘗了那裡的悲慘，憑這兩句話就足以給對方強烈的衝擊，因為這是人的呼聲。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長崎原子彈慘禍的明確證言，同時也是今天核狀況之下，我們是否能活著走向未來而發出的表明這一希望的聲明。它是至關重要的聲明。由單個傳達於全人類，渴望更生的這一聲明之中，我們能聽到全人類正在走向毀滅，以及不願開倒車的甚囂塵上的不協和音。

　　今年5月，和幾位有代表性的法國文化人談過一次話。其中有哲學家傑克·德利達·埃特格爾·莫蘭，作家有參加過國際筆會的阿蘭·羅布·格裡葉。和美國作家們談的一樣，我如果是發表對方所寫的文章的人，和他們直接的對話是：我不把他們的文章引用于我的文章之中。因為我想到，他們各有獨自的文體，如果引用得不夠恰當，就不能很好地表現他們的思想，甚至妨礙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為和他們直接談話，在這個光源的映照之下發現新的側面，再回到他們的著作上來予以重新審視，這倒是常有的事。從這個角度重新介紹他們的工作也往往有之。這首先是我必須重新閱讀他們的原作的良好契機，也是難得的機會。和德利達他們起居與共地談了3天的話，是在舉行日法文化最高級會議時進行的。和國際筆會一樣，因為已出版正式記錄，所以詳細情況就請參照它了。這裡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談的有關課題概略地談一談，是因為對於現在的密特朗社會黨政權給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國文化人們，對核狀況的認識和對保有核武器的態度的某種一貫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會議上自己的發言中，聯繫日本效法西歐力求現代化的歷史，把廣島、長崎的經驗作為主題之一。與此相對應，法國與會者們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況為主的發言，因為從現在歐洲的核狀況的緊迫性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謝。特別是站在個人立場以核狀況為中心的發言，會議主席團為了進行非公開性總結的討論，從東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車——座位能夠轉動，而且車裡通道也寬敞，談話非常方便的汽車——裡也展開了親切而深入的討論。

　　德利達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別是被介紹到我國的情況，給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會議上答覆聽眾的質疑時，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態，俯就對方的語言和論理的水平，然後又提到比自他兩方都高的論點——比如就語言來說，把「脫離構築」一詞提高到能夠活用的地步——加以闡述，我對於此人的印象是極好的。他以沉鬱的表情和我談了他讀了我給《Atomicaftermath》寫的序文之後，參加在康奈爾大學召開的「對核的批判」座談會的大致情況。我認為，一方是以最近美國電視片《事情發生的第二天》引發的、群眾大規模的核討論，十分熱烈；一方是敏銳的學院派頭頭腦腦們，以他們的方法來思考核問題上，同樣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開頭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話再一次寫在這裡，那就是對於德利達自身來說，包括法國保有核武器在內的核課題也是「此項待續」，也就是還有不少。

　　至於埃特格爾·莫蘭，我從他的《加里福尼亞日記》上讀到他和製造出小兒麻痹疫苗，把世界兒童從恐懼與痛苦中解救出來的索克博士的對話，特別是索克想起中國人的危機一詞是把危險與機會兩項包括在一起的語言，從這裡開始，主要是莫蘭為主的長篇談話。

　　莫蘭說明的是，構成法國政府擁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國人對蘇聯的看法。假如法國國土遭到蘇俄坦克的蹂躪——他說，日本是周圍環海的國家，與法國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敘說了電影腳本美蘇之間開始了核戰爭，這時候在成為國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參加了戰爭——時，法國進行報復，用它擁有的核彈可以毀滅蘇俄兩三個城市。但如果升級為全面核戰爭，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毀滅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所有城市，所以，全體民眾對核武器的信賴是幻想，但是，儘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著的。莫蘭說這些話時懷著深沉的憂鬱和麵帶苦笑。

　　國際筆會上，阿蘭·羅布·格利葉說，現代是核狀況下時代的同時，也是超級市場和可口可樂的時代，對於他的這種發言，報刊屢有報道。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問日本的法國文學家，為什麼只談原子彈給廣島、長崎造成的悲慘而不說東京大空襲造成的悲慘，得到的答覆是很有同感。如果羅布·格利葉向我提出與此相同的問題，我想用下面的話回答他。現在我和他在電視上的談話，可以略見端倪。

　　說日本人只談廣島、長崎被炸，忘了東京大空襲，這不符合事實。有不少人發動把東京大空襲具體地記錄下來的運動。而且他們都是把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災害和東京大空襲聯繫起來並給予足夠注意的人，對於核時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確地表示意志的人。他們認為，核狀況是指從異常龐大的常規武器發展出生物化學武器、人造衛星、集工藝技術文明之大成而達到頂點的核武器為主，反對它，而發出號召，要把從廣島、長崎到東京大空襲，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襲慘禍的歷史，特別是聯繫個人的悲慘經歷，把如此等等作為一個整體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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