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義(18)_大江健三郎

一八

　　把由於遭逢不幸而被強加的痛心的悲哀變成作為資產的悲哀。把這作為資產的悲哀在自己的內心裡使之活性化，我以為這是屬人的行為，也是惟獨人才有的行為。以此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為資產的悲哀，時光流逝之後可能成為一種喜悅。

　　即使還達不到稱之為喜悅的程度，我們往往喚起某一可悲的回憶，不是也可以玩味稱之為靈魂淨化的安慰麼？我想，這和文學的作用是有聯繫的，文學至少要弄明白為什麼要寫。敘說失去孩子的悲痛的過程中，發現被淨化的喜悅的母親，超越實感，覺得是在寫回憶亡友的文章，於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脫，從而達到結晶作用的水平，於是再進一步把個體悲哀的經驗，表達出豐富而極具鼓舞的感動，達到普遍適於完成文學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聯的意義。按照從個體的不幸而經過悲哀的感情淨化的救助這個方面理解，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並非個體而是二十世紀人類這樣巨大的規模的已成資產的悲哀，那就會更加明瞭文學的作用了。卡特·鮑奈伽特當過俘虜，他經歷過德累斯頓的地毯式轟炸，他以他尋求到的方法把這段經歷寫成小說。這是不合理的然而卻是世人製造肯定給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帶來的悲哀。在記憶裡把它不斷地加以改造的過程中，這悲哀就提高而成為世人的資產，終於表現為文學，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獲得救助。鮑奈伽特描寫了德累斯頓遭受地毯式轟炸，例如《屠宰場五號》所記錄的，為一樁雞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處死一名士兵，這樣不合理的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對於那個士兵個人來說，死非其罪當然是無法補償的。但是對於德累斯頓地毯式轟炸這個20世紀人類悲劇的愚蠢行為，由於鮑奈伽特的介紹而使我們無不予以注視，而且，對該悲劇中倖存下來的人無比信賴，也是通過鮑奈伽特才確認的，我相信，這才是文學的今天的作用。

　　描寫奧斯威辛空前的慘劇以及為它帶來的後遺症長久困擾、痛苦到最後終於一死的女性，斯泰龍創作的文學可以說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確如斯泰龍所寫，即使通過她的作品，人也無法理解奧斯威辛。總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讀完《索菲的選擇》之後，我們的感受是，確實依然深深信賴屬人的行為，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龍談了相當長時間的話——如果把我這個想法向作家說出來，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見生人似地妨礙她說話，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聽著——全是20世紀人類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經過這種痛苦之後的更生這一主題，瞭解到自己和眼前的這位美國作家都是朝著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認為文學即使現在不也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橋樑麼？《索菲的選擇》是在敘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邊，作了個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夢，醒來時看到沙灘上嬉戲的孩子們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過去，故事就在這裡結束的。敘述者說：「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與此同時，孩子們好像用沙子保護我，把我埋上，我緊緊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樣直挺挺地躺著，隨他們擺佈。就在這時，我把以下的話寫在心上：『在涼沙之下，我夢見自己死去／但是我醒來看到黎明／看到燦爛的晨星，在光輝之中，』／不是審判的日子——是個無異於往常的早晨。早晨，一個美麗的、真正的早晨。」總之，斯泰龍描寫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說就這樣結束了。

　　20世紀殘酷的歷史給人類帶來的悲痛，通過文學的表現過程，同時也是對於具有人類規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給以鼓舞的過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為出席國際筆會而來東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問：關於廣島的文學為什麼是必要的？——我在那裡，在那裡我飽嘗了這種悲慘，僅僅憑這兩句話本來就能給他以強力的衝擊！——但是對如此提問我卻得到啟發。前面我已經寫過，我受日本筆會的出版委員會委託，選出了土生土長於廣島、長崎的受難者寫出的經歷，以及外地人追記自己的經歷等等短篇，編輯成集，題名為《面對一無所知的未來》，並且協助出版了英語版的《AtomicafCtermath》。這英語版對外國人參加者一律發給一冊，所以我有責任直接回答這個提問。

　　方才提問的問題，他如果讀一下業已發給他的英譯本原子彈小說集，他本來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時我在奧斯威辛。這句證詞任何時候都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龍的小說裡，正如她寫下來的這句話一樣，使懷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著更生的方向前進的鼓舞力量。奧斯威辛以後，作家費了30年的努力，

　　從那時我在奧斯威辛，從她曾經在奧斯威辛這個地點，直到看見跳過悲劇求得更生的方向之處，我以為可以說她是怎樣不停地修築這條路的啊。在這個不停的過程之中，作為資產的悲哀發揮了作用。

　　說起日本人之中根據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經歷而寫的作品，首推前面提過的林京子寫的《空罐》。它描寫的是30年前，女中學生們遭遇大災大難而倖免於死的同班生們聚會於長崎，在行將停辦的母校暢談往事，並敘述此舉之動機的短篇。年輕的姑娘們所經歷的，是沒有任何意義、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鱒二在《杜若》裡說的話，那就是荒唐誘頂——極其殘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數字和主要用記述文章表現，就是以下這樣的：「畢業以來，我是第一次看到禮堂。站在門口時我呆立不動，當時我想到的是，在這禮堂裡既沒有舉行過音樂會，也沒有舉行過畢業典禮，而是戰爭結束的當年10月舉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彈的學生和老師們的追悼會。我獻上無言的祈禱，是給那一天死難的朋友們的亡靈。大木她們也是這麼想的吧。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動員到浦上兵工廠作工，工廠被炸而負重傷，她倆被抬來放在禮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後來傷癒活了下來，但是幾十位女生在老師和同學們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學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將近300人，這是從8月9日到10月開追悼會的數字。被動員到浦上軍需工廠而當時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裡死去的人，各種各樣都有。用日本紙和毛筆寫的學生們的姓名，在禮堂的粉皮牆上從頭到尾分四、五段貼才能容得下。」

　　那麼，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樣通過人的感情而被記憶的？如果聯繫前面的那些話，那殘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們作為資產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每個班由任課教師念學生們的名字。任課教師被炸死的班，由同學期的教師代替念該班學生的名字。念到每個人的名字時，活著的學生們之間總要發出一陣驚訝聲。過了一陣，驚訝之聲沒了，我們喪魂失魄一樣垂頭喪氣地坐在長靠椅上。三面牆壁前面坐著死難的學生們的父母。追悼會開始之前，那些父母們就眼淚汪汪。流淚變成鳴咽，學生們向坐在中央的父母們走來。原自言自語地說：太讓人傷感了，她這句話在每個人心裡喚起往日的記憶，如實地表達了大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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