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劄記(31)_大江健三郎

三一

　　我曾經採訪過兩位在原子彈爆炸之後從廣島來到東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條腿殘廢的小個子。他和同樣受到原子彈災害的朋友們一道，在東京的一個教會學校的附屬機構中做工，縫製向美國出口的服裝。他是一位文靜而沉著的青年，我從他那恬靜的眼神中只發現了已被戰勝和馴服了的不安。儘管他不善言辭，還是熱情地向我傾訴了他和他的夥伴，對於白血病和婚後種種問題的擔心。

　　另一個青年是一位渾身散發著粗獷氣息的體力勞動者。他曾在京都有過未婚妻。當有一天他發現自己白血球數量已經增大時（那是為履行結婚手續而進行的血液檢查），便不辭而別，默默地離開未婚妻來到東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東京港周圍倉庫前的露天工地上為包裝箱打釘。那正是盛夏季節，青年每勞動三天后，便買下大量的維生素和造血劑，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藥物的海洋裡，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體力勞動換來的藥物，手臂皮膚變色，甚至變得同賽璐珞一樣僵硬。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這第四天，像死人一樣躺上一整天，便會同那三天身體的過度疲勞相抵消。他只是認為這一天可以在藥物的支撐下得到休息，從而在心理上產生某種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於這一目的，他實際上要在損害自己身體的情況下，足足從事三天的重體力勞動。我們不能說他是愚蠢的。這位青年是在利用這一並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內心的不安進行抗爭。據說，這位青年不久便辭去了碼頭倉庫的工作，當上了長途卡車的司機。他可能更加瘋狂地折磨自己的肉體，去尋求那可以稍許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將這兩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滿危機的生活所導致的後果加以比較，它們的區別就在於前者不孤獨，而後者只能如同一隻離群的狼。我時常懷著悔恨的心情想起，當初我未能請求那位沉穩的青年制衣工人將這一狂熱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們的集體中去。但是，無論是我，還是那位釘包裝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制衣工人也為他自己和他同伴們的問題而自顧不暇。

　　對於是否是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區別地以全部廣島青年為對象，進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綜合調查，從中發現他們擁有的某種共性。如果擴而大之，則由《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彈受害白皮書》就必須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廣島為中心，在全體日本人中發現他們具有的共性。這在原理上難道不是一致的嗎？

　　為了理解重藤文夫博士在戰後20年中所擁有的威望，必須特別注意到他始終在堅持經營原子病醫院這一具有政治意義的工作。然而，即便對此姑且不論，僅僅通過以上的幾個小故事，許多真實的人們的形象就會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們敢於正視廣島的現實，既不過分絕望，也不抱有幻想。我願將具有這一形象的人們稱之為正統的人。20年來廣島的情況始終是嚴酷的，即使有數以百計的正統的群體，也不足以與之相對抗。但是，儘管如此，真正敢於同這一毫無勝利希望、最為險惡的現實相抗爭的，仍然只是這些正統的人們。我認為重藤文夫博士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典型。

　　關於中國的核試驗，它被視為革命之後，中國堅持自力更生路線所取得的最大發展成果；核彈被視為充滿新的自豪感的中國人民族主義的象徵。我也贊成這種分析和理論。但同時，我認為應該以讓廣島繼續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義，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現在與將來擁有核武器的一切國家提出作為否定象徵的、對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態度。換言之，就是亟需確立一種在原子彈爆炸20年後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態度。而廣島的那些正統的人們，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義積極象徵的具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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