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88)_茨威格

八八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的《瑪麗·安托瓦內特》剛好出版，我正在讀那本關於伊拉斯謨的書的校樣。我在這本書裡嘗試著去描繪一位人文主義者的精神肖像：儘管他比任何專門致力於世界改造的人都更清晰地看到了時代的荒謬，可悲的是他無力做到帶著自己的全部理性去行動。在完成這部暗含著自我描繪的作品之後，我的本意是要寫一部計劃已久的長篇小說。我寫的傳記已經夠多了。但是，在我到了倫敦的第三天就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我的計劃。

　　出於收集手跡的舊有激情，我來到大英博物館瀏覽那些向公眾展出的藏品，在裡面看到一份處決瑪麗·斯圖亞特的手寫報告。我不由自主地問自己：瑪麗亞·斯圖亞特到底是怎麼回事？她真的參與謀害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還是根本沒有？因為晚上沒有什麼書可讀，我便買了一本關於她的書。那是一本頌揚她的書，將她當成聖人一樣為她辯護，一本膚淺而愚蠢的書。由於無可救藥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買了另外一本書，這本書裡所主張的，幾乎和前一本書完全相反。

　　現在我開始對這個個案感興趣。我想找到一本真正可靠的書。沒有人能說出一本來，於是我在尋找和瞭解中不由得進入了比較當中，在不自覺當中已經開始了準備一本關於瑪麗亞·斯圖亞特的書，這個工作讓我在圖書館待了好幾個星期。當我在1934年年初返回奧地利時，我已經下了決心，再回到我已經喜歡上了的倫敦，在那裡安安靜靜地來完成這本書。

　　沒用兩三天的時間，我就能看出來，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裡，奧地利的局勢正在向糟糕的方向發展。從英國那寧靜、安穩的氛圍一下子回到這個到處充斥著狂熱和爭鬥的奧地利，就如同人們在紐約酷熱的7月，從一個空氣涼爽，帶有空調的房間突然來到火爐般的大街上一樣。納粹的高壓開始慢慢摧毀宗教界和市民階層的神經，他們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經濟上的壓迫，以及迫不及待的德國要鬧騰得天翻地覆的壓力。多爾富斯政府要保持奧地利的獨立，抵抗希特勒，一直在無望地尋找最後的支柱。

　　法國和英國距離太遠，內心上也對奧地利持無所謂的態度，捷克斯洛伐克還充滿了對維也納的宿怨和敵意，這樣就只剩下了意大利：它當時力爭成為奧地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保護國，以便保護阿爾卑斯山的關卡和的裡雅斯特。對於這種保護，墨索里尼也提出了代價不菲的要求。奧地利應該順應法西斯主義的趨勢，議會制和民主就要結束了。如果不對社會民主黨——奧地利最強大、組織性最好的政黨——進行剷除或者剝奪其權力的話，奧地利就無法滿足墨索里尼的條件。要摧毀社會民主黨，除了血腥的暴力以外，別無他法。

　　多爾富斯的前任伊格納茨·賽佩爾已經為實行這種恐怖行動建立了一個組織，就是所謂的「家鄉護衛隊」。從外表上看，那是一個人們能想出來的最為落魄的組織，由一些外省的小律師、退役軍官、無正當職業的人、失業的工程師等人組成，每個人都是心懷失望的庸常之輩，大家彼此以最不堪的方式互相仇恨。最終他們找到一位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1899—1956）公爵作為自己的首領。

　　這位公爵曾經坐在希特勒的腳下，煽動反對共和與民主；現在他帶著雇傭而來的士兵，成了希特勒的敵手，放言「要讓人頭滾落」。這些「家鄉護衛隊」的人要做什麼積極的事情，還不十分清楚。事實上，「家鄉護衛隊」的目標無非是要上位而已，而他們的全部力量都在於墨索里尼的拳頭，正是這拳頭將他們推向前去。這些號稱愛國的奧地利人，用意大利人交給他們的刀鋸，砍掉自己置身其上的樹枝，竟然還渾然不覺。

　　社會民主黨更為清楚地認識到真正的危險究竟在哪裡。按說他們用不著畏懼公開的鬥爭。他們有自己的武器，可以通過總罷工可以讓鐵路交通、供水、供電等癱瘓。但是，他們也知道，希特勒正在等待的就是這樣的「赤色革命」，好找到一個藉口，作為「拯救者」挺入奧地利。於是，他們寧可犧牲自身的一大部分權利和議會，以便達成一個可以忍受的妥協。鑒於當時迫不得已的情勢——奧地利處於希特勒主義威脅的陰影當中，所有理性人當時都贊同這種折中方案。甚至多爾富斯本人——他是一個多謀善變、野心勃勃，同時也是一個有現實感的人——也傾向于奧地利國內達成一致意見。

　　可是，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和他的同夥法伊（Emil Fey，1886—1938）少校——他後來在謀殺多爾富斯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奇特的角色——卻要求，「保衛同盟」（Schutzbund）^①要交出武器，任何民主性的、公民的自由痕跡都要被消滅掉。針對這個要求，社會民主黨做了抵抗，兩個陣營接連不斷地向對方發出威脅。人們能感覺到，一場分出勝負的對決迫在眉睫。在這種無所不在的緊張中，我充滿預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亞的話：「如此渾濁的天空，沒有一場暴風雨是不會晴朗的。」

　　①1923/1924年前後成立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准軍事組織。

　　我只在薩爾茨堡待了幾天，接著就馬上去了維也納。就在這2月的最初幾天裡，風暴爆發了。「家鄉護衛隊」在林茨（Linz）襲擊了工人組織的駐地，他們認為那裡有武器庫，要將那裡的武器儲備拿走。工人們以總罷工作為回應，多爾富斯再次下令，用武器將這人為的強行造成的「革命」鎮壓下去。於是，正規的國防軍用機槍和大炮對準了維也納的工人住宅區。三天艱苦的巷戰。這是在西班牙內戰之前最後一次民主與法西斯的較量。工人們堅持了三天，後來由於對方技術上的優勢而遭鎮壓。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