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84)_茨威格

八四

　　那時候希特勒的奸雄計策才第一次大規模地展示出來。多年來他四處承諾，贏得了所有黨派裡重要人物的支持，他們每一個人都以為這位「無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能為自己所用。這種手段給他帶來了第一個勝利。同樣的這個手段，希特勒後來也用在大型政治策略上，他以誓言和德國式的忠誠之心來結盟，而他的結盟對象也正是他所要消滅和剷除的。他完全明白用承諾去欺騙所有各方，等到他掌權的那一天，那些彼此最水火不容的陣營都一致向他歡呼。多倫的保皇派覺得，他是皇帝最忠心的開路先鋒；那些性情愉快的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Wittelsbach）王族的君主派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他們也認為希特勒是「自己人」。

　　德意志國家黨希望希特勒會替他們劈木柴，然後他們可以好好燒爐子，他們的黨魁胡根貝爾格（Alfred Hugenberg，1865—1951）以協議的方式，保證了自己在希特勒的內閣當中獲得最重要的位置，認為這樣他已經一腳踩在馬鐙上了。當然，幾個星期以後，儘管有信誓旦旦的協議，他還是被從內閣當中踢出來。重工業家們看到自己多年來秘密扶持的人獲得權力，感覺到因為希特勒他們可以不懼怕布爾什維克。同時，那些變得貧窮的小市民也興奮地舒了口氣，因為希特勒在無數次集會當中承諾要「砸爛賠款利息的桎梏」；小商人們想到希特勒曾經答應要關掉大商家，這是他們最危險的競爭對手。最歡迎希特勒的是軍隊裡的人，因為他的思考是軍事性的，他詛咒和平主義。甚至社會民主黨人對希特勒的崛起也並非如人們期待的那樣不情願，因為他們希望他能消滅他們的頭號敵人，在他們後面討厭地躍躍欲試的共產主義者。

　　這位「無名小卒」對每個階層、每個政黨、每個傾向都有過承諾和誓言，最有差異、最互相對立的各政黨都視他為自己的朋友，就連德國的猶太人也沒有太過不安。他們自欺欺人地以為，一位「入閣的雅各賓」就不再是一位雅各賓分子了，德意志國家的總理自然會放棄反猶煽動者的下作行為。再說，他怎麼能讓暴力行為得逞呢，畢竟是在這個國家的法律已經牢固下來，國會中的多數會站起來反對他，每個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權利都在曾經被莊嚴宣佈的憲法保護之下。

　　接下來就發生了「國會縱火案」，議會被解散了，戈林讓手下的暴徒四處出擊，一下子將德國的法律砸得粉碎。人們渾身戰慄地得知，就在和平環境之下，集中營已經存在，在軍營中有秘密審訊室，不經過法庭和任何程序，無辜的人就在那裡被秘密處死。人們對自己說，這可能只是喪失理智的狂怒的一次爆發而已。這種事情在20世紀不會長久存在的。然而，這只不過是開始。整個世界在關注著，一開始拒絕去相信那些難以置信之事。

　　在那些天裡，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逃難者。他們在夜裡攀爬過薩爾茨堡的山梁，或者遊過邊境的界河。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神情不安地盯視著別人。從他們這裡開始，躲避慘絕人寰行徑的驚慌大逃亡開始了，這後來遍及整個地球。看到這些被驅逐者時，我還沒想到，他們那蒼白的臉色已經宣告了我自己的命運，我們大家都將成為那個人強權之下的犧牲者。

　　一個人無法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之內改變三四十年中內心對世界的信念。我們相信存在一個德國的、歐洲的、世界的良知，這植根於我們對法律的觀念中；我們堅信反人性行為一定會有一個限度，哪怕其中最糟糕的行徑也會在人類面前滅亡。我在這裡盡可能地保持誠實，因而我得承認，在1933和1934年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所有人當中，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人會以為後來幾個星期以後就接踵而來的事情有發生的可能性。誠然，我們這些自由的、獨立的作家，從一開始就料想到肯定會有一定的困難、煩惱和敵意在等著我們。「國會縱火案」剛一發生，我就對我的出版人說，用不了多久我的書就不能在德國出版了。我無法忘記他那吃驚的表情。「誰會禁您的書呢？」那是1933年，當時的他說這話時，還大為驚駭：「您從來沒有寫過一個字反對德國，您也不摻和政治。」

　　人們可以看到：在希特勒上臺一個月的時候，連那些深思遠慮的人也認為像焚書、批鬥大會等做法是不可能發生的，而在幾個月之後，這些都已經成為事實。國家社會主義邪惡的欺騙伎倆就在於，在讓世界失去警惕之前，他們是不會暴露其目標的極端性的。他們很謹慎地採用這個方法：總是先給一份劑量，然後來一個小間歇；總是給一個藥丸，然後就等上一陣，看藥量是否太大，看世界良知還能否受得住。由於歐洲的良知——這給我們的文明造成了損害和羞辱——極力強調這與他們「事不關己」，因為這發生在「邊界那邊」，這種毒藥劑量就越來越強，直到最後整個歐洲都徹底倒下了。

　　希特勒沒有做出什麼特別的天才之舉，他只是用這種緩慢的試探和越來越強力升級的策略來針對一個在道義上，後來也在軍事上變得越來越孱弱的歐洲。就連那個早就在內部決定了要在德國消滅一切自由言論和獨立書籍的行動，也在遵循著這個試探著前行的辦法。他們沒有馬上頒佈法律來直接禁我們的書，是在兩年以後才頒佈；他們首先舉辦了一個不事聲張的試探辦法，看一看能走多遠，他們將對我們的書發動攻擊的責任推給一個無須正式負責的群體，即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党的大學生。他們此前用這種辦法，導演「人民的憤怒」來實行早已決定了的抵制猶太人的活動。現在他們給這些大學生一個秘密的關鍵詞，要他們表現出對我們的書籍的「憤怒」。

　　德國大學生對任何一個能表達反動觀點的機會都興奮異常，他們都很聽話地在每個大學裡聚眾鬧事，從書店裡取走我們的書，在飄揚的旗幟下帶著他們的戰利品走向公共廣場。他們有時候在那裡按照德國古老的習俗把書籍釘在恥辱柱上示眾——中世紀突然成了最有力的參照——或者將書架在一大堆柴薪之上（因為可惜不允許這樣將人燒死），在齊聲念誦愛國主義口號下將書焚燒化為灰燼。在我的手裡，還有一本被釘子穿透過的我自己的書，那是一位與我要好的大學生在死刑執行之後解救下來的樣本，送給我作紀念的。儘管宣傳部長戈培爾在經過長久猶豫之後才對焚書表示同意，但是焚書始終還是一種半官方的舉措。沒有什麼比這能讓人更明顯地看到，當時的德國還完全沒有認同這樣的行動，大學生燒毀和蔑視我們的書籍的行動還沒有給讀者帶來任何後果。

　　儘管書商受到警告，不許再在櫥窗中展列我們的書籍，儘管報紙都不再提及我們的書，但是這對於真正的讀者卻沒有半點兒影響。在讀我的書還不用進監獄或者集中營的時候，儘管有各種刁難和淩辱，我的書在1933和1934年的銷量和以前一樣多。只是等到那條赫然在目的「為了保衛德意志民族」規定變成了法律之後，去印刷、售賣、傳播我們的書都成了侵犯國家利益的犯罪，旨在強行讓幾十萬、上百萬德國人遠離我們的書時，讀者還是更願意讀我們的書，而不是那些突然冒出來的讚美鮮血與土地的詩人，他們還是願意與我們的創作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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