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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突然人們聽到那位一身黑衣的老婦人在輕聲啜泣,誰知道她是從多遠的地方趕來,為了還能再看上一眼「她的」皇帝。終於,火車司機給出了信號。大家都不禁嚇了一跳:不可逆轉的時刻開始了。機車猛地一沖,好像它也必須對自己使用暴力,才能讓自己行進。火車緩緩地遠去。鐵路員工滿懷敬意地目送它。然後,他們帶著某種尷尬——那是人們在送葬時可以觀察到的表情——再回到他們的小工作室。在這個時刻,那個延續了幾乎一千年的皇朝才真正結束了。我知道,我要回到的是另外一個奧地利,另外一個世界。

  那輛列車一在遠處消失,我們就被要求從漂亮整潔的瑞士車廂換到奧地利車廂裡。只要一進到奧地利車廂,人們就已經提前知道在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幫旅客找座位的列車員,走起路來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面帶饑色,衣衫已經半是襤褸,有裂口的破舊制服在他耷拉的雙肩下晃來晃去。原本在將車窗推上去或者拉下來時用的皮把手已經被割掉,因為每一塊皮子都是寶貝。盜賊的匕首或者刺刀將座位給劃破,整塊的軟墊皮面不知道被哪個膽大之徒給野蠻地拆走:為了補鞋,人們看見哪裡有皮面就拿走。同樣,煙灰缸也因為裡面有那麼一點點兒鎳和銅而被偷走。深秋的風,透過破碎的車窗從外面呼嘯而來,帶著發動機燃燒的劣質褐煤的煤灰和碎渣,它們把四壁和地板都熏黑了。不過,強烈的煤煙味至少沖淡了那種極其強烈的碘酒味,這會讓人聯想到在戰爭期間這座只剩下骨架子的列車曾經運送了多少傷病員。

  不管怎樣,這列車居然還能向前開動,這也是一個奇跡,不過是一個慢騰騰的奇跡。每次聽到沒有上潤滑油的車輪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不那麼刺耳時,我們就會擔心這疲勞過度的機器也許要停止呼吸。以前一個小時走完的路程,現在需要四五個小時,黃昏到來之際,車廂裡陷入黑暗。電燈泡要麼是打碎了,要麼是被偷走了。誰要是想找什麼,就得自己點著火柴向前摸索。人們之所以不覺得冷得發抖,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六個人或者八個人擠坐在一起。

  到了前面的第一站,又擠上來很多人,越來越多,因為好幾個小時的等待,人們都開始變得疲憊不堪。車廂的過道裡都擠滿了人,甚至在車廂的踏板上都蜷縮著人,坐在這半是冬天的寒夜裡。況且,每個人都害怕地緊緊按住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不放。沒有人敢在黑暗中讓自己的東西離手一分鐘。我從和平之地返回到戰爭的殘忍當中,而人們以為這戰爭已經結束了。

  快到因斯布魯克(Innsbruck)時,火車頭突然開始倒氣,儘管馬力加大氣喘吁吁,還是無法爬上一個小山坡。乘務員們在黑暗中提著冒著煙的燈緊張地跑來跑去。過了一個小時以後,救援車才趕來。而後,整整用了十七個小時,而不是平時的七小時,才到了薩爾茨堡。車站上根本沒有搬運工。最後,在那麼幾個衣衫襤褸的士兵的幫助下,我才把行李放到馬車上。拉車的馬又老又吃不飽,與其說是靠它來駕轅,毋寧說是它靠著車轅才站得住。我實在沒有勇氣還把箱子裝在車上,還讓這匹行將就木的動物去幹活。我把箱子留在火車站的寄存處,憂心忡忡地怕再也見不到它們。

  在戰爭期間,我在薩爾茨堡買了一幢房子。由於對戰爭持彼此相反的態度,我和先前的朋友們大大疏遠了,這也喚醒了我內心中不再住在大城市,生活在眾人當中的要求。我日後的工作也需要這種隱居的生活方式。在奧地利所有的小城市當中,我覺得薩爾茨堡是最理想不過的了,不光是因為這裡的景色優美,也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它位於奧地利的邊緣,兩個半小時的火車到慕尼黑,五個小時到維也納,十個小時到蘇黎世或者威尼斯,二十個小時到達巴黎,一個真正的去往歐洲的出發地。當然,它當初還沒有因為藝術節而名聲大振,(在夏天成為姿態傲慢的)「名流」會聚地(不然我也根本不會選這裡為工作的地點)。

  當時,這裡是一個古樸的、靜謐的、浪漫的小城,位於阿爾卑斯山脈的最後一道山梁,山地和丘陵在這裡平緩地過渡到德國平原。我的房子所在的那個鬱鬱蔥蔥的小丘,正是阿爾卑斯山山巒起伏的最後一個餘波。汽車開不到上面,要上去只有一條朝聖之路般的三百年的老路,走過一百多級臺階。這辛苦攀登所得到的報償便是,可以在上面的平臺上獲得美妙無比的視野,將這座有很多教堂尖塔的城市裡的屋頂與屋脊一覽無餘。在這小丘後面展開的是一幅全景畫,是阿爾卑斯山脈氣勢雄偉的山脈鏈條(當然,也能看到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薩爾茨山,不久以後,當時還完全不為人知的希特勒就會住在對面)。

  這座房子本身也一樣浪漫而不實用。在17世紀,它是一位大主教的狩獵別墅,背靠結實的城堡防護牆而建;在18世紀末,房子向左右各擴建出來一個房間。別墅內有一幅豪華的舊壁毯,還有一個彩繪的保齡球,當弗朗茨皇帝于1807年訪問薩爾茨堡時,曾經在這座房子的長廊裡用過它打球。此外,這座房子裡也有若干寫著各種基本權利的羊皮紙。不管怎樣,它們可以讓人一目了然,見證這座房子的輝煌歷史。

  那幢別墅的門臉顯得很長,可是實際上只有九個房間,因為它的進深淺。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稀罕之物,後來我們的客人們也每每讚歎不已。可是在當時,它的歷史悠久可是個要命的倒黴事。我們發現這個家幾乎是處在沒法住人的狀態。雨水滴進房間裡,每次降雪後門廊裡都是水。而且,在當時要想修好屋頂是不可能的,因為木匠找不到修房椽的木頭,管道工也沒有鉛皮來修導水管。我們只能用油氈紙將壞得最糟糕的地方修補一下,一旦下雪,只好自己及時爬到屋頂上把雪鏟掉,以免房頂承重太大。電話也不好用,因為電話線不是銅線,而是鐵制的替代品。每一樣小東西都得我們自己搬到山上,因為沒有人來送貨。

  但是,最糟糕的是寒冷,因為在這附近根本就沒有煤,而園子裡的木頭還太濕,點著後像蛇一樣發出呲呲聲,但是根本不發熱,只是發出爆裂聲卻不出火苗。最後我們不得不燒苔蘚地衣來對付,它至少可以給出一些溫暖的幻象。有三個月的時間,我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床上用凍得發紫的手寫成的。每寫完一頁,我就得把手放到被子下面去暖和一下。即便這樣一個不適合人居住的房子,也還需要保衛,因為除了普遍的食品和燃料不足以外,在這個災難之年人們還缺少住房。長達四年之久,奧地利根本沒有修建房屋,許多房子倒塌了,現在突然有大量被解散的士兵和戰俘從戰場上回來,湧向這裡。不得已,每一個空房間裡都會有一個家庭安頓下來。管理委員會已經來了四次,可是我們早已自願地讓出去兩個房間。當初曾經跟我們過不去的破與冷,現在似乎恰到好處:沒有人願意爬上一百個臺階,到這上面來受凍。

  當時,每次下去到城裡都是令人震撼的經歷:我第一次在人們危險的黃眼睛裡看到了饑饉。麵包發黴變黑,味道如同瀝青和膠水一樣,咖啡是用燒糊了的大麥做成的代製品,啤酒就是黃色的水,巧克力是塗了顏色的沙子,土豆都凍了。為了不至於將肉味徹底忘掉,好多人自己飼養兔子;有一位小夥子在我們的花園裡打到了一隻松鼠,當作星期天的菜肴;喂得稍微好一點兒的貓和狗,出門稍遠一點兒就很難再回來。衣料呢,都是加工過的紙做成的,是代用品中的代用品。男人們身上穿的幾乎都是舊衣服,甚至也穿俄國人的軍服,這些都是從倉庫裡或者醫院裡拿來的,都是好幾個已經死了的人曾經穿過的;用舊口袋縫製的褲子也不少見。路邊的商店都像是遭了劫一樣空空如也,失修的房子上的泥灰像瘡痂一樣剝落下來。路上的行人都明顯營養不足,在拖著疲憊的身軀去工作,精神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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