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1)_茨威格

四一

　　好像在他啟程之前，城堡劇院就開始有所行動了。院長親自給我打電話說，我現在就可以將劇本的草稿拿給他看，而且他馬上就預接受了這個劇本。擔任凱恩茨周圍次要角色的城堡劇院演員們都開始演練臺詞了。又一次，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投入就贏得了最高的獎項：城堡劇院，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而且城堡劇院裡與女演員杜塞（Duse）齊名的、當時最偉大的男演員要在我的作品中擔任角色：對於一位剛入門者來說，這似乎是太多了些。現在唯一存在的危險是：凱恩茨在完成這部作品之前還會突然改變主意，但這不太可能！不管怎樣，現在輪到我感到不安了。終於，我在報紙上讀到約瑟夫·凱恩茨訪問演出歸來的消息。

　　出於禮貌，我遲疑了兩天，我不想他剛一回來就去打擾他。第三天，我鼓起勇氣來到了凱恩茨下榻的薩赫大飯店，將我的名片交給那位我相當熟悉的老看門人：「去拜訪宮廷演員凱恩茨！」那位老人透過他的夾鼻眼睛驚愕地望著我。「唉，看來您還不知道呢，博士先生？」不，我什麼都不知道。「今天早上，他們把他送到醫院裡去了。」現在我才知道：凱恩茨訪問演出歸來時身患重病。在那些對他的病一無所知的觀眾面前，他像英雄一樣成功地掩蓋了可怕的疼痛，最後一次表演了他的偉大角色。

　　第二天他因為癌症接受了手術治療。根據報紙上的報道，我們還寄希望於他能夠恢復健康。我到他的病床前去看望他。他疲憊地躺在那裡，瘦骨嶙峋，那雙深色的眼睛在塌陷的臉上顯得更大了。我大為驚駭：在他那永遠充滿青春活力，如此善於言說的唇上，我第一次看到有灰白色的鬍子，我看到的是一位年邁的、行將就木的病人。他憂傷地對我微笑著，說：「親愛的上帝還會讓我演出嗎，我們的那出劇？這會讓我好起來的。」可是，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卻站在他的靈柩旁。

　　人們會理解，繼續堅持戲劇創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多麼不快的事情，在將新劇本交給劇院時我心裡會有怎樣的擔憂。德語世界兩位最偉大的演員，此生最後排演的是我的詩句，這讓我開始變得有些迷信了——我並不羞於承認這一點。直到若干年以後，我才又回到戲劇上。城堡劇院的新院長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Alfred Baron Berger）本人是一位傑出的戲劇行家和演講大師，他馬上接受了我的劇本。我幾乎心懷恐懼地看著那份經過挑選的演員名單，內心矛盾地長舒了一口氣：「謝天謝地，裡面沒有名流！」這種厄運不會降臨到任何人的頭上了。然而，還是有貌似最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當災禍被擋在一個門的外面時，它會從另外一個門溜進來。我只想到了演員，沒有想到劇院的院長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他本人要親自導演我創作的悲劇《海邊的房子》，並且已經完成了導演手記的草稿。確實發生了：在初次彩排之前十四天，他去世了。

　　看起來，那種施加在我的戲劇作品上的詛咒力量還沒有消退。即便在十多年以後，當《耶利米》（Jeremias）和《沃爾波內》（Volpo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各種想得到的語言登上各地戲劇舞臺上時，我仍然感到不安。當我在1931年完成了一部新劇《窮人的羔羊》（Das Lamm des Armen）時，我有意做了有悖於自己利益的事情。當我把劇本寄給我的朋友亞歷山大·莫伊西（Alexander Moissi）之後的第二天，收到了他的一份電報：我應該將首演中的主角留給他來演。莫伊西將語言的感官愉悅從他的家鄉意大利帶到德語的舞臺上，這是此前講德語的人還無由認識到的。當時，他是唯一堪稱約瑟夫·凱恩茨繼任者的演員。

　　他的外表有迷人的魅力，睿智而充滿活力，而且他是一位心地善良、快樂的人，他給每個作品都注入一些自己的魔力：我幾乎無法想像還有比他更理想的演員來出演這個角色。然而，當他向我提出這個動議時，我想到了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我找了個藉口拒絕了他，沒有說出真正的原因。我知道，他從凱恩茨那裡繼承了那枚所謂的伊夫蘭德指環（Ifflandring）——這總是由偉大的演員將其傳給自己中意的繼承人。他也會遭受與凱恩茨相同的命運嗎？不管怎樣，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緣故讓這個時代的第三位偉大演員遭受厄運。出於迷信，也是出於對他的愛，我放棄了最完美的演員陣容，儘管這對我的劇作幾乎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儘管我拒絕他在這出劇中出演，儘管我此後再也沒有將新劇本搬上舞臺，我的捨棄也仍然沒能保護得了他。儘管我沒有哪怕再小的任何過錯，還是一直被捲入意想不到的厄運當中。

　　我知道，這會讓人懷疑我是在講鬼故事。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釋為邪惡的偶然。可是，繼他們二位之後，莫伊西的厄運怎麼解釋呢？畢竟我已經拒絕他出演劇中的角色，也沒有再寫新劇本。事情是這樣的：多年以後——現在我得打破時間上的順序了——1935年的夏天，當時我正在蘇黎世，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收到亞歷山大·莫伊西從意大利的城市米蘭發來的電報，他要在當天晚上特地來蘇黎世與我會晤，請我務必要跟他見面。奇怪，我在想，到底是什麼事，能讓他覺得這麼緊迫：我沒有寫新劇本，好多年來對戲劇也感到無所謂了。當然，我要見他，我確實把他當成兄弟一樣來熱愛這個熱心、誠懇的人。

　　他從火車車廂裡沖出來走向我，我們以意大利的方式互相擁抱。剛一坐進接站的汽車裡，他就迫不及待地給我講，他要我為他做些什麼。他要求我做一件事，一件大事。他說，皮蘭德婁^①特別給他面子，將自己的新作《無從知曉》的首演交給他，況且那可不光是用意大利語演出，而是一個真正的世界級首場演出：要在維也納用德語上演。像他這樣的一位意大利大師，讓自己的作品首先在外國上演，這還是第一次。即便是巴黎，皮蘭德婁都沒有做過這樣的決定。但是，他怕自己散文詩句中的音樂性以及其中隱含的活力會在翻譯過程中丟失，因此有一個殷切的希望，那就是不要隨便找一位譯者，而是希望由我來把他的劇作譯成德語——他多年來都一直看重我的語言藝術。讓我把時間浪費在翻譯他的作品上，皮蘭德婁當然很猶豫說出口。於是，莫伊西就主動接手，由他來向我表達皮蘭德婁的請求。

　　①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小說家、戲劇作家。茨威格在這裡講述的事情發生在1935年，此前皮蘭德婁獲1934年諾貝爾文學獎。

　　的確，當時我已經多年不做翻譯工作了。但是，我和皮蘭德婁有過多次愉快的會面，我太尊敬他了，不能讓他失望；尤其令我高興的是，我能夠借此向知己朋友莫伊西表達自己的同道之誼。我將自己手頭的工作放下一兩個星期；幾個星期以後，我翻譯的皮蘭德婁的劇本在維也納的國際性首演在緊鑼密鼓的籌備當中。由於當時的政治背景，該劇肯定會引起很大轟動。皮蘭德婁已經答應親自來參加首演。在當時，由於墨索里尼還是奧地利的官方保護人，因此，首相及其手下官員都已經答應出席觀看首演。這個戲劇之夜同時也將是意大利——奧地利友誼（實際上，奧地利淪為意大利的附屬國）的政治展演。

　　首次彩排開始的那幾天，我正好在維也納。我很高興能再次見到皮蘭德婁，也很好奇地期待著聽到我翻譯過來的臺詞在莫伊西的語言中湧動。但是，在時隔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有著魔鬼般相似之處的情形又發生了。我早上打開報紙看到這樣的消息，莫伊西從瑞士到達維也納時得了流感，由於他的生病，排演不得不推遲。我在想，流感不可能太嚴重。當我走近他下榻的飯店去看望病床上的朋友時，我的心跳動得十分激烈——謝天謝地，我安慰自己說，這不是薩赫大飯店，這是格蘭特大飯店！對當年去看望凱恩茨而撲空的回憶，驟然如在眼前。完全同樣的事情，又一次重複發生在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演員身上。我不再能獲允面見莫伊西，因為他已經陷入高燒昏迷當中。兩天以後，我站在他身旁。不是在彩排場，而是在他的靈柩前，就和當年的凱恩茨一樣。

　　我在這裡打破了時間順序，提及與我的戲劇嘗試連在一起的神秘詛咒。當然，今天我認為這種重複發生的事件無非偶然而已。不過在當時，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相隔不久的離世，的確對我的人生方向有決定性的影響。假如當初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凱恩茨在維也納將二十六歲的我的最初劇作搬上舞臺，他們的藝術能讓最孱弱的作品獲得成功，我會因為他們的藝術快速地，也許快得沒有道理地置身於公眾舞臺的聚光燈下，也會因此錯過那些能慢慢去學習和瞭解世界的歲月。

　　不難理解，我當時感覺到這一切是遭遇了命運的迫害。戲劇從一開始就給了我自己從來不敢去夢想的一切，它先是顯得那麼誘人，然後又在最後一刻將其殘酷地奪走。然而，只有在青年時代的最初若干年，偶然與命運似乎還是同一的。後來一個人就會明白，人生的真正軌道由內在力量來決定。不管我們的人生道路看起來如何混亂而無意義，偏離了我們的願望，它最終還會把我們引領到我們那看不見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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