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39)_茨威格

三九

　　這是隨時都可能斷裂的最後一條細線，這個風燭殘年的人間生靈出人意料地將魏瑪的奧林匹斯聖山與維也納城郊考赫巷（Kochgasse）8號這座房子連在一起。我提出了去拜訪這位德梅麗烏斯（Demelius）太太的請求，她也願意並友好地接待了我。在她的房間裡，我認出了若干件那位不朽人物的家具，那都是歌德的孫女、她的童年朋友送給她的。那對燭臺曾經立在歌德的寫字臺上，上面的徽章與魏瑪弗拉恩普蘭大街（Frauenplan）那幢房子的徽章相似。但是，這位老太太本身，不就是一個真正的奇跡嗎？她滿是稀疏白髮的頭上，戴著一頂「畢德麥雅」式的寬邊帽，她的嘴巴周圍滿是皺紋，很願意給我講述她如何在弗拉恩普蘭大街那幢房子住了十五年，度過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當時那裡還不像博物館，自從德國這位最偉大的詩人永遠地離開了他的家和這個世界，那裡的東西就被保存起來，再不許別人去碰。

　　這位老人對自己的青少年時代有著最強烈的感覺，正如我們在老人們身上經常看到的那樣。令我動容的還有她的那種憤怒：「歌德研究會」做了一件非常不得體的事情，他們現在就迫不及待地公開出版了她童年時代的朋友奧蒂莉·馮·歌德的情書。她用了「現在就迫不及待地」這個詞！她完全忘記了，奧蒂莉已經去世半個多世紀了！對她來說，這位歌德老人最喜歡的人還活著，還青春永駐。對她來說，這些東西還都是眼下的實在生活；對我們來說，這早已變成了歷史和傳說！我總是能感覺到她周圍那種幽靈般的氛圍。我住在石頭砌成的房子裡，用電話交談，開著電燈，用打字機寫信，往上面走二十個臺階，就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紀，站在歌德之生活世界的神聖影子當中。

　　我後來還多次遇到這樣的女性，她們那長著蒼蒼白髮的頭頂曾經觸碰過英雄的、奧林匹斯的世界。這其中有科西瑪·瓦格納（Cosima Wagner），李斯特的女兒，她總是那麼強硬、嚴厲，然而她的身體姿態雍容無比；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弗爾斯特（Elisabeth Förster），她嬌弱、身材矮小、自以為是；奧爾加·莫諾（Olga Monod），赫爾岑的女兒，兒時的她經常坐在列夫·托爾斯泰的膝蓋上。我也曾聆聽風燭殘年的勃蘭兌斯講述他如何得遇惠特曼、福樓拜、狄更斯等人；聽過理查德·施特勞斯描述他第一次見到瓦格納的情形。但是，最讓我觸動的，便是這位老人的頭顱，那些曾經被歌德的目光注視過的人當中，她是最後一位尚在人世的！也許，今天我是最後那位可以說出這句話的人：我曾經認識一個人，她的頭曾經被歌德的手撫摸過片刻。

　　在出行的間隙，我現在有了一個歇腳點。不過，更重要的是，我也同時找到了另外一個家：一家出版社，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他們呵護並推出我的全部作品。對一位作家來說，選擇出版社是人生的重要決定；對我來說，再沒有什麼比選擇這家出版社更能讓我感到幸福了。若干年前，有一位最有文化修養的詩歌愛好者產生了一個想法：他不要把自己的財富用到養馬場上，而是要用於完成某種精神作品。他就是阿爾弗雷德·瓦爾特·海梅爾（Alfred Walter Heymel）。

　　作為一位詩人，他算不上出色，但是他決定在德國成立一家出版社，一家不考慮物質上贏利，甚至還考慮到會長期虧損的出版社，其準則是完全依據作品的內在質量來決定是否出版，而不要去考慮作品的銷量。在當時的德國，出版社幾乎都是在商業化基礎上運作的。在這家出版社，消遣性讀物哪怕再掙錢也會被拒絕；相反，那些最難被接受的精美作品會在這裡找到歸宿。這裡只接受那些一心追求藝術，有著最精緻表達形式的作品，這是這家高端出版社的口號。它在一開始完全依靠的是真正內行的小眾讀者，它帶著自豪的、敢於鶴立雞群的目的將自己命名為「島嶼」（Insel），後來被稱為「島嶼出版社」（Insel-Verlag）。

　　那裡的每一本書都不會印刷得像大路貨一樣，書中的詩意會通過出版的技術細節被賦予外在的形式，要與其內在的完美相吻合。每一本書的封面設計、版式、字體、紙張都是個性化的設置。即便是廣告目錄、信紙等物件上，在這家精益求精的出版社也都讓它們浸透著滿懷激情的精心設計。比如，我不記得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我在自己的書中找到過任何一個印刷錯誤，或者在出版社的信函中有任何改動過的字行：在一切事情上，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細節上，這家出版社都做得無懈可擊。

　　霍夫曼斯塔爾和裡爾克的抒情詩都在島嶼出版社出版。有他們兩位詩人的作品在那裡，這家出版社從一開始就只接受最高的標準。人們不難想像，當二十六歲的我被接受為這座「島嶼」的常駐居民時，我該有怎樣的喜悅和驕傲！這種歸屬，對外意味著在文學水平上的檔次提升，同時對自身也意味著一種更強的責任感。誰能進入這個佼佼者的行列，就必須嚴於律己、謹慎行事，不允許自己在文學上粗製濫造，不要讓自己產出新聞稿那樣的速成東西，因為一本書上有「島嶼出版社」的徽記，從一開始就向上千人，後來幾十萬人做出了保證：內容上的精純質量和印刷技術上的完美無瑕。

　　對於一位作者來說，沒有比這更幸運的事情了：一位年輕作者遇到一個年輕的出版社，能夠與這家出版社一起成長。只有這種共同的成長才能造就出一種在作家、他的作品和世界之間的有機生長條件。很快，我和島嶼出版社的社長基彭貝格（Kippenberg）教授之間建立了發自內心的友誼，而且這種友誼還因為我們都充滿激情地投入私人收藏並惺惺相惜得以加強。基彭貝格對與歌德相關物品的收藏與我對手稿的收藏同步進行，在三十年的進程中，都成為個人收藏中的驚人之作。我從他那裡得到寶貴的建議，以及同樣寶貴的警告，不過我也因為自己對外國文學有比較好的總體瞭解，能給他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發。

　　這就是「島嶼叢書」，以它的四百萬冊銷量很快環繞著原本的「象牙塔」建造了一座世界之都，把這家出版社變成了一家有代表性的德語出版社，這是在我的建議基礎上出現的。三十年以後，我們的處境與開始時完全不同：這家出版社從一個小企業躋身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從最初的小讀者圈到成為讀者最多的德國出版社之一。說實話，要想解除這種讓我們雙方感到既幸福又理所當然的關係，真的需要一場世界災難和最殘忍的法律力量。我不得不承認，比讓我離開自己的房子和家園更為困難的是，在我自己的書上再也看不到有那熟悉的徽記。有了出版社，我的文學之路便暢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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