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36)_茨威格

三六

　　過了一刻鐘，過了半個小時，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長時間。偉大的時刻總是忽略時間的長度。羅丹如此全神貫注、如此完全地沉浸在他的工作當中，即便雷鳴也不能將他叫醒。他的動作越來越強硬，幾乎是憤怒的。他好像陷入了一種狂野或者沉醉的狀態，他動作越來越快。之後，他的手變得遲疑起來。他好像意識到了：他沒有什麼好做的了。一次，兩次，三次，他退回去，什麼也沒再改變。然後，他的鬍子後面發出了微弱的聲音，他說著什麼。

　　然後，他溫柔地將濕布蓋在雕像上，就好像給心愛的女人在肩上披上圍巾。他長長地吐一口氣，渾身放鬆。他的身軀似乎又變得沉重了。火熄滅了。接下來發生了對我來說無法理解的情況，這也是一個偉大的教益：他脫下工作服，穿上夾克，轉身要出去。在這個精神完全集中的時刻，他把我徹底忘掉了。他根本不再知道，他自己把一個年輕人帶到這個創作室，要給他看自己的作品。現在這位年輕人被震撼了，站在他的身後，屏住呼吸，一動不動，像雕像一般。

　　他向門口走去。要鎖門時，他發現了我，甚至有點兒生氣似的盯著我：這個悄悄溜進他工作室裡的年輕人到底是誰？不過，他馬上就記起來了，幾乎有些羞愧地走向我。「對不起，先生」，他開始說。我不讓他繼續說下去。我只是充滿感激地抓住他的手：我甚至更想親吻他的手。在這個時刻裡我看到了所有偉大藝術的永恆秘密，按說這也是造就一項偉大成就的不二法門：集中，將全部力量、全部感官彙聚在一起，在每個藝術家身上能看到的那種忘我、那種出世。我學到了一些讓我受用終生的東西。

　　我本意是在5月底從巴黎去倫敦。但是我不得不將行期提前了十四天，因為一件始料不及的麻煩讓我那個可心的住處變得不那麼舒服了。這發生在一段特殊的插曲中，在讓我感到非常好玩的同時，也教會我法國不同社會階層特有的思考問題的方式。

　　聖靈降臨節的兩天節日期間，我離開了巴黎，與朋友們一起去欣賞我還沒有去過的壯麗的沙特爾大教堂（在巴黎以南70公里左右）。當我在星期二上午回到旅館房間準備換衣服時，發現這多個月來一直靜靜地立在角落裡的箱子不見了。我跑到樓下，找到這個小旅館的主人，一個粗脖子、紅臉頰的小個子馬賽人，他整天和太太輪班坐在那間小小的門房裡。我經常跟他有說有笑，有時候甚至和他一起到馬路對面的咖啡館裡玩他最喜歡的十五子遊戲。他馬上變得特別生氣，用拳頭敲著桌子，怒氣衝衝地說出神秘的詞語：「還真是！」他還快速地穿上外套和鞋子——他總是穿著襯衫坐在門房裡——換下了舒適的拖鞋，向我解釋事情的原委。也許我有必要先提到巴黎的住房和旅館的一個特別之處，這樣就容易讓人理解。

　　在巴黎，小旅館和大多數私人住房沒有大門鑰匙，而是由「看門人」來關門，只要外面有人按門鈴，門就會通過門房裡的一個按鈕自動打開。小旅館和私人住房中的看門人不會整夜在門房裡，他們大部分是在半睡半醒的狀態，會在臥室裡通過一個按鈕來給人開門。誰要是想出去，得喊一聲「請開門」；誰要是從外面進來，也得說出自己的名字來：從理論上講，夜裡不能有陌生人溜入房子裡。淩晨兩點時，有人從外面按了我的旅館的門鈴，有人邊進來邊說了一個名字，聽起來和住在這裡的一個房客的名字相似，還拿上了在門房裡掛著的房間鑰匙。按說旅館主人有責任從玻璃窗裡確認來者的身份，不過好像他是太困了。

　　大約一個小時以後，又有人從裡面喊「請開門」，要離開房子。守門人給開了門以後，覺得有些奇怪：怎麼會有人在夜裡兩點離開呢？他起來了，從後面看到那個從旅館裡出去的人提著一隻箱子走在巷子裡。他馬上披上睡衣，穿上拖鞋跟蹤那可疑的人，直到他走進田園街的一家小旅館。這時他根本沒想到那人會是一個小偷或者強盜，於是又安穩地回到床上躺下來。

　　現在他為自己的誤判非常生氣，帶著我沖向最近的警察站。警察馬上去田園街那家小旅館查問，發現我的箱子雖然還在那裡，那個小偷卻不在：他好像是去旁邊某個酒吧喝早咖啡了。兩個偵探在田園街旅館的門房裡等著這個壞蛋。半個小時以後，當他沒有任何預感地回到這裡時，立刻被逮捕了。

　　現在，旅館老闆和我兩個人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們被帶到了警長的辦公室。警長是一位非常胖、性情愉快、留著鬍子的先生，外衣的扣子敞開著，坐在他那亂七八糟地堆滿了各種字紙的辦公桌前。整個辦公室裡都是煙味，桌子上還有一大瓶葡萄酒。這個人無論如何不是不可冒犯的警察堆中那類殘酷的、對生活充滿敵意的執法者。他首先命人將我的箱子帶進來，我首先應該確認一下，裡面的重要東西是否缺了。箱子裡面唯一看起來值錢的東西是一張兩千法郎的信用存摺，我在這裡待了幾個月，已經用去了不少。對我本人以外的任何人，這個存摺一點兒用也沒有，實際上它也根本沒有動過，一直放在箱子底。於是警長做了這樣的筆錄：我承認這只箱子是我的財產，裡面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被偷竊。警長讓人將小偷帶進來，我也帶著強烈的好奇要看一下他怎麼說。

　　這麼做還是值得的。小偷原本就是一個羸弱的人，現在被夾在兩個粗壯的警察中間，顯得更加不堪，像是一個可憐鬼。他衣衫襤褸，連衣領也沒有，蓄著小小的短髭，一張髒兮兮的、明顯面黃肌瘦的老鼠臉。他是一個很糟糕的小偷，如果允許我這樣說的話。他那很不到家的技術也證明了這一點：他沒有第二天一早馬上帶著箱子溜掉。他站在警察面前，低垂著眼睛，全身微微抖動，好像冷得渾身打哆嗦。我不得不羞愧地說，我可憐他，甚至對他還有些好感。

　　當一名警察把從他身上搜到的東西在一塊木板上排列開來時，我的同情之感就變得更強烈了。這幾乎可以說是令人無法設想的收藏：一塊又髒又破的手絹；鑰匙圈上一大堆仿配的鑰匙和各種形式的撬鎖鉤，它們互相碰擊著像音樂一樣作響；一個已經用舊了的皮夾。幸運的是沒有武器，這至少可以證明，這個小偷雖然是專門幹偷竊行當，但他還是以和平的方式來行竊的。

　　首先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被檢查的是那只皮夾。結果令人大跌眼鏡。不是因為那裡有上千法郎或者上百法郎的鈔票，或者一張鈔票也沒有。那裡面有二十七張照片，都是袒胸露背的女舞蹈演員和女戲劇演員的照片，還有三四張裸體照片。這個瘦削的、憂鬱的小夥子是一位充滿激情的美人熱愛者，而那些巴黎戲劇界的明星對他來說可望而不可即，不過，他至少要讓她們的畫片與自己的心貼近。除此以外，他似乎沒有別的不法行為。警長在一張一張地查看那些裸體照片時雖然目光嚴厲，但我還是能觀察到：這種處境的犯罪嫌疑人，竟會有這樣的收藏興趣，這讓警長和我一樣也覺得很好玩兒。我對這個犯罪者的好感也因為他的審美情趣而明顯增加。當警長鄭重地將筆拿在手裡，問我是否要提起訴訟時，我非常快而且理所當然地回答說：不。

　　要理解這種情形，也許我又應該增加一些補充說明。在我們這裡以及在許多國家，刑事犯罪都是公訴案件，這就是說，由國家來掌握司法問題，可是在法國，受害人則被給予了自由選擇，來決定是否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我個人會覺得這種法律比那種僵硬的法律更好，因為它能讓人有機會去原諒那個做了糟糕事情的人。比如在德國，一個女人因為嫉妒發作而開槍打傷了她的情人，受害人的再三懇求都無法保護她免於遭到審判。國家要介入，要把她從那個可能因為她的強烈感情而更愛她的被攻擊者身邊拉走，將她投進監獄裡。在法國，在取得原諒以後兩個人可能就挎著胳膊一起回家，這件事情就在他們之間自行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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