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的故事(9)_茨威格

九

　　被叫之後，就給帶著穿過幾條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兒去；然後，在一個什麼地方等著，也不知道是個什麼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張桌子前面，桌旁坐著幾個穿軍裝的人。桌上放著一疊紙——那是檔案，不知道裡面是些什麼；接著開始提問：問題真真假假，有的明確，有的刁鑽，有的打掩護，有的設圈套；你回答問題時，別人惡毒的手指在翻動著文件，而你不知道那裡面寫的是什麼，別人惡毒的手在做著記錄，而你不知道它在寫些什麼。

　　不過，對我來說，在這些審訊中，最可怕的是，我永遠也猜不出，而且也無法料到，關於我的事務所辦理的業務，蓋世太保究竟已經知道了什麼，他們到底還想從我口裡掏些什麼出來？我已經給您說過，我在最後時刻，已經把一些可以構成罪證的文件通過我的女管家帶去交給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這些文件呢，還是沒有收到？我們的那個雇員究竟洩露了多少秘密？他們到底截住了我們多少信件？這期間他們從我們代理事務的那些德國修道院裡，說不定已經從哪一個笨拙的神父那裡詐出了多少線索？他們盤問再三。

　　我為某某修道院買過哪些有價證券？我同哪些銀行有業務往來？我認識不認識一個名叫某某的先生？我從瑞士以及天曉得還從什麼地方收到過信沒有？因為我無法揣測他們究竟已經查明了多少情況，我的每一個回答便承擔了極其嚴重的責任。如果我承認了他們還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無必要地使別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認的事情過多，結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審訊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審訊之後回到我的虛無中去——回到那同一個房間去。那裡還是同一張桌子，同一張床，同一個洗臉盆，同樣的糊牆紙。因為我一旦隻身獨處，我就設法逐一回想審訊時的情景，思考著我該怎麼回答才最聰明，盤算著下一次我得說些什麼，才能打消我說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懷疑。我來回考慮、反復思考、仔細檢查我向審判官說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話，我重新想起他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我作出的每一個回答。我試圖掂量一下，我說的哪些話可能被他們記錄了下來，可我心裡明白，這種事情我是永遠也不可能猜出來，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這種思想，一旦在空房間裡開始運轉，就不停地在我腦子裡盤旋，一再周而復始，引起各式各樣別的聯想，連睡夢中也不得安寧。每次蓋世太保審訊之後，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樣無情地折磨我，腦子裡一再重複盤問、追究、虐待的苦刑。

　　這說不定比審訊之苦還更加殘忍，因為在審判官那兒的審訊經過一個小時總是要結束的，但是由於這種孤獨的陰險折磨，我腦子裡的審訊卻永無休止。在我的身邊總是只有桌子、櫃子、床、糊牆紙、窗戶。沒有任何使人分心的東西，沒有書，沒有報紙，沒有新來的人的臉，沒有可以寫點什麼的鉛筆，沒有一根可以拿來玩的火柴棒，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一無所有。現在我才發現，把人單獨囚禁在大旅館的房間裡，這種辦法是多麼惡毒，對人的心理打擊是多麼致命。在集中營裡，你大概得用手推車去推石頭，直到雙手鮮血淋漓，鞋裡的雙腳凍壞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個人擠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裡。

　　然而在那兒看得見好多人的臉，那兒有田野，有手推車，有樹木，有星星，那兒總有點什麼可以瞧瞧。而這兒呢，你身邊的東西從來也不改變，絕對不變，那可怕的一成不變。這兒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擺脫我的思想、我的瘋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態的重複。而這個恰好就是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們企圖用我自己的思想來窒息我，直到我喘不過氣來，那時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傾吐出來，招出口供，招出他們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別人和材料，此外別無出路。

　　「我漸漸感到，在這一片虛無的可怕壓力下，我的神經開始鬆弛。意識到這個危險，我就竭盡全力繃緊我的神經，緊到快要繃斷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來散散心。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試著在腦子裡重現過去背熟的東西，把它們朗誦出來，民歌啊，兒歌啊，中學裡學的荷馬史詩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條文啊。後來我就試著演算算術題，我在腦子裡任意加著和除著數字，但是我的記憶力在一片空虛之中什麼也抓不住。我沒法把思想集中在什麼事情上。想著想著就會冒出同一個思想，而且老是出現：他們知道什麼？昨天我說了什麼？下一次我該說些什麼？

　　「這種實在難以描繪的狀況持續了四個月之久。四個月——寫起來容易，不過才三個字！說起來也容易：四個月，一共才幾個音節。用四分之一秒的時間，嘴唇就迅速地發出這些音：四個月！但是誰也沒法描繪、衡量，並且說清楚，在沒有空間、沒有時間的情況下，一段時間究竟拉得有多麼長，這事你向任何人也講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講不清楚。你周圍空虛一片，一片空虛，成天看見的老是桌子、床、臉盆、糊牆紙，身邊老是一片沉默，看見的老是那個看守，他把飯塞進來，連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樣的一些思想在虛無之中老是在你腦海裡盤旋，直到你發瘋為止。

　　你向誰也沒法解釋，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潰和毀滅的。我從某些細微的徵兆中極為不安地意識到，我的頭腦已經陷人混亂狀態。起初，我被提審時，頭腦還是很清楚的，我回答問題泰然自若，深思熟慮，那種雙重的思路還在起著作用，想到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而現在，就是最簡單的句子，我也只能結結巴巴地說出來，因為我在招口供的時候，我像著了魔似的，眼睛死盯著在紙上滑來滑去記錄口供的那支筆，仿佛我想緊緊跟上我自己說的話似的。

　　我感覺到，我的力量漸漸支持不住，我感到這一時刻漸漸逼近：我為了救我自己，我將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說不定還有更多的東西都說出來，為了逃脫這使人窒息的虛無，我將出賣十二個人，供出他們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別無所獲。一天晚上，的確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時候給我送飯來了，於是我忽然沖著他的背影大叫起來：『帶我去受審！我什麼都說！我什麼都交代！我要告訴他們文件和錢在哪兒！我都說，我什麼都說！』幸虧他沒有再聽我說下去。說不定他也不想聽我說。

　　「就在這極端嚴重的危急關頭，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拯救了我，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拯救了我。這是七月底的一個昏黑陰沉的下雨天：我之所以這樣清楚地記得這個細節，是因為我被帶去受審的時候，路過的走廊裡，雨水正打在窗玻璃上。在審訊室的前廳裡我得等半天，每次提審都得等，這也是他們的手段的一部分。突然叫你受審，半夜裡冷不丁地把你從囚室裡帶走，先讓你神經緊張起來，等你作好受審的思想準備，理智和意志全都振作起來準備進行抵抗了，他們又讓你無謂地等著，等了又等，一等就是一小時、兩小時、二小時。

　　使你身體疲憊，心力衰竭。這一天是星期四，七月二十七日，他們讓我等的時間特別長。我在前廳裡足足站著等了兩個小時；我之所以連這日期也記得這麼清楚，是有特別的原因的，因為在這個前廳裡我站了兩個小時——不言而喻，我是不許坐下的——直站得我腿腳僵直，而在這裡恰好掛了一個日曆，我沒法向你解釋，我當時如何如饑似渴地想看到一些印刷的東西，看到一些寫的字，所以牆上『七月二十七日』這短短的一行字，我是目不轉睛地看了又看；我簡直把它們一口吞下，刻在我的腦子裡。然後我又等啊等啊，我的眼睛死盯著房門，看它什麼時候終於會打開來，同時我又再三考慮。這些審判官這次會問我一些什麼問題，而我心裡明白，他們問我的問題，將和我準備回答的問題完全不同。可是儘管如此，這種等待和站立的折磨同時也是一種幸福，一種快樂。因為這間屋子怎麼說也和我住的那間屋子不一樣，它比較寬敞，有兩扇窗，不像我的房間只有一扇窗，而且沒有床，沒有臉盆。窗臺上也沒有那道特別的裂縫，這個裂縫我仔細觀看了不下千百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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