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舞舞(45)_村上春樹

四五

　　21

　　他們是下午3點過後來的，兩個人。我正淋浴時門鈴響了。在我穿上浴衣開門之前響了8次，那響聲直叫人皮膚發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開門，見是兩個男士。一個40餘歲，另一個同我年紀相仿。年紀大的個頭頗高，鼻子有塊傷疤。雖說時值初春，卻已曬成相當水平——猶如漁夫那樣深刻而現實，顯然不是在關島海濱或滑雪場曬出來的。頭髮一看便顯得堅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風衣。年輕的則個頭偏低，頭髮偏長，眼睛偏細，目光偏尖，活脫脫一副過去的文學青年模樣，就差這裡不是同人雜誌的聚會場所，而他也未撩起長髮說一句「我是三島嘛」。大學時代班上也有幾個這等人物。此君身穿豎領風衣。兩人腳上都是不時髦的黑皮鞋，價廉質次，皺皺巴巴，即使丟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著過去。看來這兩個紳士哪個都不是我想要積極結交的角色。我姑且將他倆命名為「漁夫」和「文學」。

　　文學從風衣口袋裡掏出警察證，一聲不響地遞到我面前——猶如電影鏡頭一般。我還從來沒有看過警察證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並非偽造。同皺皺巴巴皮鞋的皺皺巴巴相差無幾。但當他將其從口袋裡拿出遞過來時，我竟恍惚覺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雜誌。

　　「赤阪警察署的。」文學說。

　　我點點頭。

　　漁夫雙手插進風衣口袋，默不作聲，只是漫不經心地把一隻腳伸在門口，大概存心不讓我關門。罷了罷了，愈發像是電影了。

　　文學將警察證放回衣袋，從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頭髮濕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綠色列諾瑪浴衣。當然是專利產品，轉身時背上分明寫著列諾瑪。洗髮水用的是維娜牌。全身上下無任何自慚形穢之處，於是我以逸待勞，看對方吐出的是何言語。

　　「想找您瞭解一點情況。」文學開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勞駕去署裡一次好嗎？」

　　「瞭解？哪方面的？」我問道。

　　「這個嘛，到時再奉告。」對方說，「只是瞭解情況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請您到署裡去，要是可以的話。」

　　「換換衣服可以吧？」

　　「當然可以，請請。」文學表情依然，聲音平淡之極，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現實倒不過如此而已。

　　我在裡邊房間更衣的時間裡，兩人一直在開著門的門口佇立不動。我穿上常穿的藍色牛仔褲、灰毛衣和粗呢夾克。吹幹頭髮，梳理一下，把錢夾、手冊和鑰匙塞進衣袋。然後關窗，熄燈，擰好煤氣開關，打開錄音電話，最後蹬上褐色尖頭鞋。兩人不無稀罕地盯著我穿鞋。漁夫仍一隻腳放在門口。

　　離公寓大門不遠處，頗為隱蔽地停著一輛普普通通的警車，駕駛席上坐著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漁夫先上，接著我上，最後文學上。和電影鏡頭一模一樣。文學關上車門，車便在沉默中開始前行。路面很擠，警車緩緩駛動，沒有拉響警笛。坐起來同出租車的感覺差不多，只不過沒有計程表。停的時間比跑的時間還長，周圍汽車的司機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視我的臉，但無人搭腔。漁夫合攏雙臂正視前方，文學則像在練習風景素描，神情肅然地觀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寫什麼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異字眼的抑鬱描寫吧——「作為概念的春光伴隨著黑暗的潮流洶湧而來。她的到來搖晃起匍匐在城市間隙的無名之輩的欲念，而將其無聲地沖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將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為「作為概念的春光」？何為「不毛的流沙？」但終究覺得傻氣，而就此作罷。澀谷街頭，依然到處擠滿身穿小丑樣奇裝異服且看上去頭腦渾渾噩噩的初中生。既無欲念又無流沙，什麼也沒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領進二樓詢問室。這是一間4張半墊席大小的房間，有一扇小窗，窗口幾乎射不進光線，大概同旁邊的建築物連得大近。正中有一張桌子，兩把辦公椅，還有兩把備用塑料椅。牆壁掛著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鐘。此外別無他物，沒有掛曆，沒有畫幅，沒有書架，沒有花瓶，沒有標語，沒有茶具，惟有桌、椅、鐘三樣。桌上放著煙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著文件夾。兩人進屋後脫去風衣，折起放在備用椅上。然後叫我在電鍍辦公椅上落座。漁夫在我對面坐定，文學稍離開一點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動手冊。兩人半天一聲未吭，我自然無言以對。

　　「好了，昨天夜裡你幹什麼來著？」漁夫終於打破多時的寂靜。想來，漁夫開口這還是第一次。

　　昨天夜裡？昨天夜裡是哪個夜裡？我搞不清昨天夜裡同前天夜裡有何區別，搞不清前天夜裡同大前天夜裡區別何在。這固然不幸，但是事實。我沉思良久——回憶需要時間。

　　「我說你，」漁夫乾咳一聲，「法律上的東西這個那個理論起來是很費時間。而我問的非常簡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幹什麼來著？還不簡單？回答也沒什麼虧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說。

　　「不想就記不起來？才是昨天的事喲！又不是問你去年8月份幹什麼，大可不必動腦思考吧？」

　　我很想說所以才想不起來，但未出口。大概他們理解不了一時性記憶喪失為何物，從而認定我頭腦出了故障。

　　「等你，」漁夫說，「等著你，儘管慢慢想吧。」他從上衣袋裡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機點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說。《布爾塔斯》雜誌上告誡：先進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煙。但這兩個人卻全然不予理會，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漁夫吸「七星」，文學吸短支「希望」。兩人幾乎都是大煙筒。他們不可能讀什麼《布爾塔斯》，一對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鐘好了。」文學依然用毫無感情色彩的淡漠聲調說道，「但願這時間裡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來，昨天夜裡在哪裡幹什麼來著？」

　　「所以此人才成其為知識人。」漁夫朝向文學說道，「說起詢問早都詢問過了，指紋都登錄在案。學潮、妨礙執行公務、材料送審，這些早已習以為常。久經沙場。厭惡警察。熟悉法律，對於由憲法保障的國民權利之類了如指掌，不馬上提出請律師來才怪。」

　　「可我們不過是在徵求他同意之後請他同走一遭，問問極簡單的問題呀！」文學滿臉驚詫地對漁夫說，「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請律師來的理由嘛！幹嗎想得這麼複雜呢？真是費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單單是厭惡警察，大凡同警察這一字眼有關的東西，生理上統統深惡痛絕！從警車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會協助我們。」

　　「不過不要緊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絕不至於僅僅因為一句昨晚幹什麼就勞律師大駕。律師也很忙嘛。這點道理知識人還是懂的。」

　　「難說。」漁夫道，「假如懂得這個道理，互相就可以節約時間嘍！我們忙，他大概也不閑。拖下去雙方浪費時間，再說也辛苦。這東西夠辛苦的。」

　　兩個人如此表演對口相聲之間，5分鐘過去了。

　　「那麼，」漁夫說，「怎麼樣，您該想起什麼了吧？」

　　我一想不起來，二也不願意想。也許不久想得起來，反正現在無從想起。記憶喪失後尚未恢復。「為什麼要問我這個？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說，「在不明白事由的情況下我什麼也不能講；在事由不明的時間裡，我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按照禮節，瞭解情況之前應先說明事由才是。你們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禮節。」

　　「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文學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鸚鵡學舌，「不符合禮節……」

　　「所以我不是說這才成其為知識人嗎，」漁夫接道，「對事物的看法自成一體，厭惡警察。訂《朝日新聞》，看《世界》雜誌。」

　　「既沒訂《朝日新聞》，也沒看《世界》。」我說，「總之在講明為什麼領我到這裡來的事由之前，我無可奉告。你們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時間，時間多少都有。」

　　兩名刑警面面相覷。

　　「講明事由後你就可以回答提問嘍？」漁夫問。

　　「或許。」我說。

　　「此人倒有一種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學一邊目視牆壁上端一邊抱臂說道，「好一個或許。」

　　漁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樑上筆直的橫向疤痕。看樣子原是刀傷，相當之深，周圍肌肉被拽得吃緊。「喂喂，」他說，「我們可是很忙，不是開玩笑，真想快點結束了事。我們也並不喜歡無事生非，要是情況允許，我們也想6點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頓好飯。況且對你也一無仇二無冤，只要告訴我們昨天夜裡你在哪裡幹了什麼，別無他求。要是沒做虧心事，講出來也不礙事吧？還是說你有什麼虧心事而講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視盯著桌面上的玻璃煙灰缸。

　　文學啪地摔了一下手冊，揣進衣袋，有30秒鐘誰也沒有做聲。漁夫又點燃一支「七星」。

　　「久經沙場。」漁夫道。

　　「莫非要叫人權維護委員會來？」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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