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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

  這是大學時代偶然結識的一位作家對我說的活。但對其含義的真正理解——至少能用以自慰——則是在很久很久以後。的確,所謂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儘管如此,每當我提筆寫東西的時候,還是經常陷入絕望的情緒之中。因為我所能夠寫的範圍實在過於狹小。譬如,我或許可以就大象本身寫一點什麼,但對象的馴化卻不知何從寫起。

  8年時間裡,我總是懷有這樣一種無奈的苦悶——8年,8年之久。

  當然,只要我始終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學態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麼痛苦。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

  20歲剛過,我就一直盡可能採取這樣的生活態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創,遭人欺騙,給人誤解,同時也經歷了許多莫可言喻的體驗。各種各樣的人趕來向我傾訴,然後渾如過橋一般帶著聲響從我身上走過,再也不曾返回。這種時候,我只是默默地緘口不語,絕對不語。如此迎來了我「20年代」的最後一個春秋。

  而現在,我準備一吐為快。

  誠然,難題一個也未得到解決,並且在我傾吐完之後事態怕也依然如故。說到底,寫文章並非自我診療的手段,充其量不過是自我療養的一種小小的嘗試。

  問題是,直言不諱是件極為困難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諱,直率的言語越是遁入黑暗的深處。

  我無意自我辯解。能夠在這裡訴說,至少我已盡了現在的我的最大努力。沒有任何添枝加葉之處。但我還是這樣想:如若進展順利,或許在幾年或十幾年之後可以發現解脫了的自己。到那時,大象將會重返平原,而我將用更為美妙的語言,描述這個世界。

  文章的寫法,我大多——或者應該說幾乎全部——是從哈特費爾德那裡學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費爾德本人在所有的意義上卻是個無可救藥的作家。這點一讀他的作品即可了然。

  行文詰齒聱牙,情節顛三倒四,立意浮淺稚拙。然而他卻是少數幾個能以文章為武器進行戰鬥的非凡作家之一。縱使同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等與他同時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戰鬥姿態恐怕也毫不遜色。遺憾的是,這個哈特費爾德直到最後也未能認清敵手的面目。這也正是所謂的無可救藥之處。

  他將這種無可救藥的戰鬥鍥而不捨地進行了8年零兩個月,然後死了。1938年6月一個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著希特勒畫像,左手拿傘,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臺上縱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樣,死時也沒引起怎樣的反響。

  我偶然搞到第一本哈特費爾德已經絕版的書,還是在初中3年級——胯間生著奇癢難忍的皮膚病的那年暑假。送給我這本書的叔父,3年後身患腸癌,死的時候被切割得體無完膚,身體的入口和出口插著塑料管,甚是痛苦不堪。最後見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紅,萎縮一團,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個叔父,一個死於上海郊區——戰敗第三天踩響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來的第三個叔父成了魔術師,在全國各個有溫泉的地方巡迴表演。

  關於好的文章,哈特費爾德這樣寫道:

  「從事寫文章這一作業,首先要確認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間的距離,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悅有何不好》1936年)

  於是我一隻手拿尺,開始惶惶不安地張望周圍的世界。那年大概是肯尼迪總統慘死的那年,距今已有15年之久。這15年裡我的確扔掉了很多很多東西。就像發動機出了故障的飛機為減輕重量而甩掉貨物、甩掉座椅、最後連可憐的男乘務員也甩掉一樣。十五年裡我捨棄了一切,身上幾乎一無所有。

  至於這樣做是否正確,我無從斷定。心情變得痛快這點倒是確確實實的。然而每當我想到臨終時身上將剩何物,我便覺得格外恐懼。一旦付諸火炬,想必連一截殘骨也斷難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說,「心情抑鬱的人只能做抑鬱的夢,要是更加抑鬱,連夢都不做的。」

  祖母辭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瞼輕輕合攏。與此同時,她79年來所懷有的夢,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陣雨一樣悄然逝去,了無遺痕了。

  我再說一次文章,最後一次。

  對我來說,寫文章是極其痛楚的事。有時一整月都寫不出一行,又有時揮筆連寫三天三夜,到頭來卻又全都寫得驢唇不對馬嘴。

  儘管這樣,寫文章同時又是一種樂趣。因為較之生之維艱,在這上面尋求意味的確是太輕而易舉了。

  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大概還不到20歲,當時竟驚愕得一周都說不出話來。而覺得只要耍點小聰明,整個世界都將被自己玩於股掌之上,所有的價值觀將全然為之一變,時光可以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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