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境以南太陽以西(16)_村上春樹

十六

　　的確，如果不碰上岳父，恐怕我現在仍在編教科書，仍住在西荻窪那個不怎麼樣的公寓裡，仍開著那輛引擎失靈的半舊皇冠。我想我確實在現有的條件下幹得有聲有色，短時間內便使兩家店走上正軌，雇用了三十多名員工，取得了遠遠超過正常標準的效益，連稅務顧問都為之讚歎。店的聲譽也不錯。話雖這麼說，這個程度頭腦的人世上任憑多少都有。這點名堂，即使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也都能鼓搗出來。離開岳父的資金及其操作方法，憑我自己恐怕一事無成。這麼一想，心裡不能不生出一絲不快，就好像自己一個人通過邪門外道、使用不公平手段而占了便宜。畢竟我們是經歷過六十年代後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風起雲湧的校園鬥爭的一代，情願也罷不情願也罷，我們都是從那一時代活過來的。極為籠統地說來，我們是生吞活剝了戰後一度風行的理想主義而對更為發達、更為複雜、更為練達的資本主義邏輯唱反調的一代人。然而我現在置身的世界已經成了由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邏輯所統領的世界。說一千道一萬，其實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之中被這一世界連頭帶尾吞了進去。在手握寶馬方向盤、耳聽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號燈的時間裡，我驀然浮起疑念：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準備好的場所按某人設計好的模式生活。我這個人究竟到何處為止是真正的自己，從哪裡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盤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但可以說我還是過著大體幸福的生活的，我想。能夠稱為不滿的東西在我是沒有的。我愛妻子。有紀子是個穩重的做事考慮周全的女性。生孩子後多少開始發胖，減肥和健身成了她心目中的重要事項。但我依然覺得她漂亮，喜歡和她在一起，喜歡同她睡。她身上有某種撫慰我安頓我的東西。無論如何我都不想重返二三十歲期間寂寞孤獨的生活。這裡是我的場所，在這裡我能得到愛、得到保護，同時我也愛妻女保護妻女。對我來說，這是全新的體驗，是始料末及的發現——原來自已是可以從這個角度幹下去的。

　　我每天早上開車把大女兒送去幼兒園，用車內音響裝置放兒歌兩人一起唱，然後回家同小女兒玩一會兒，再去就近租的小辦公室上班。週末四人去箱根別墅過夜。我們看焰火，乘船遊湖，在山路上散步。

　　妻子懷孕期間，我有過幾次輕度的婚外性關係，但都適可而止，時間也都不長。每個人我只和她睡一兩次，最多三次。坦率地說，甚至明確的偷情意識我都不具有。我所尋求是「同什麼人睡覺」這一行為本身，作為另一方的女人們想必也是同樣。為避免過分深入，我慎重地選擇對象。那時我大概是想通過和她們睡覺而嘗試什麼，看自己能從她們身上發現什麼，她們能從我身上發現什麼。

　　第一個孩子出世後不久，我接到老家轉來的一張明信片，內容是通知參加葬禮。上面寫著一個女子的姓名，她死於三十六歲。郵戳是名古屋。名古屋我一個朋友也沒有，想了半天，想起這女子原來是住在京都的泉的表姐。她的名字早已忘了，其父母家是名古屋。

　　不言而喻，寄來明信片的是泉。除了她沒有人會向我寄這東西。泉何苦寄這樣的通知呢？一開始我感到費解。但拿著明信片看了幾次，我從中讀出了她僵冷的感情。泉沒有忘記我做的事，也沒有原諒。她想讓我知道這一點，於是寄來了這張明信片。想必泉現在不很幸福，直感這樣告訴我。若很幸福，她不至於往我這裡寄這種明信片，即使寄也會寫一句附言什麼的。

　　之後我想起泉的表姐，想她的房間和她的肉體，想兩人大動干戈的場面。那一切曾經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卻了無蹤影，如隨風吹散的煙。猜不出她是怎麼死的，三十六不是一個人自然死亡的年齡。她的姓氏沒有變——或未婚，或結過離了。

　　把泉的情況告訴我的是一個高中同學。他從《布魯斯》雜誌的「東京酒吧指南」特集上看到我的照片，得知我在青山經營酒吧。他走到吧台我坐的地方，說道「好久不見了，還好吧」。不過他並非專門來看我的，是和同事前來喝酒。正巧我在，於是過來打招呼。

　　「這裡來了幾次，以前。地點離公司近。不過完全不知道是你開的。世界也真是小。」他說。

　　在高中時，總的說來我是班上不大合群的角色，而他則學習好體育也行，是地地道道的年級委員那一類型。人也溫和，不多嘴多舌，給人的感覺可以說很不錯。他屬足球部，原本人高馬大，現在又長了不少多餘的脂肪，下巴成了雙重，藏青色西裝的腰部顯得有些吃緊。「都是接待造成的，」他說，「貿易公司這地方真是幹不下去。加班多，左一個接待右一個接待。動不動就調動。成績糟的給一腳踢出，成績好的破格提升，不是正經人幹的買賣。」他的公司在青山一丁目，下班路上可以走著來我酒吧。

　　我們聊了起來，都是時隔十八年才重逢的高中同學所聊的內容：工作怎麼樣啦，結婚後有幾個小孩啦，在哪裡見到誰啦等等。這時他提起了泉。

　　「當時有個女孩和你來往吧？常在一起的女孩子——是叫大原什麼的吧？」

　　「大原泉。」我說。

　　「對對，」他說，「叫大原泉。最近見到她來著。」

　　「在東京？」我一驚。

　　「不不，不是東京，在豐橋。」

　　「豐橋？」我更為吃驚，「豐橋？愛知縣那個豐橋？」

　　「是的，是那個豐橋。」

　　「莫名其妙，怎麼在什麼豐橋見到泉的呢？泉為什麼在那樣的地方？」

　　他似乎從我的聲調中聽出了某種硬邦邦不自然的東西。

　　「為什麼不曉得，反正是在豐橋見到了她。」他說，「啊，也沒什麼特別值得說的，就連到底是不是她都沒搞清。」

　　他又要了一杯加冰威士忌wildturkey（英語「野味火雞」之意。）。我喝著伏特加金利特。

　　「不值得說也沒關係，只管說。」

　　「或者不如說不光是這個。」他以不無困窘的聲音說，「之所以說不值得說，是因為時不時覺得事情好像不是實際發生的，感覺非常奇妙，簡直就像做了一個活龍活現的夢。本來實有其事，卻不知什麼緣故，竟覺得不是真的——說不好怎麼回事。」

　　「是實有其事吧？」我問。

　　「是實有其事。」

　　「講來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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