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言(25)_阿特伍德

二五

　　「但損失了一個珍珠女孩，」我說，「阿德麗安娜嬤嬤。」

　　「出了什麼事？」伊麗莎白嬤嬤問道。

　　「我們還在等報告。」

　　「我們要為她的靈魂禱告，」伊麗莎白嬤嬤說，「那麼，薩麗嬤嬤呢？」

　　「我相信她是安全的。」

　　「宜應稱頌。」

　　「確實，」我說，「還有個壞消息：我們已經發現我方防線上有漏洞。那兩個『五月天』的特工肯定有內應：基列國內有叛徒在幫助他們，有人在給他們傳遞情報，從這兒到那兒——把我們的安保措施，甚至我方在加拿大境內的特工和志願者的消息透露給他們。」

　　「誰會做那種事？」維達拉嬤嬤說道，「這是叛國叛教！」

　　「眼目們正在查，」我說，「所以，如果你們注意到任何疑點——任何事，任何人，甚至包括阿杜瓦堂的人——就向我彙報。」

　　這時有了一個短暫的停頓，她們面面相覷。阿杜瓦堂的人也包括她們三人。

　　「噢，肯定不會的，」海倫娜嬤嬤說，「想想那會給我們帶來何等的恥辱！」

　　「阿杜瓦堂是無懈可擊的。」伊麗莎白嬤嬤說。

　　「但人心難測啊。」維達拉嬤嬤說。

　　「我們要有更高的覺悟，」我說，「還有就是，你們幹得太漂亮了。快告訴我，你們是怎麼搞定貴格教徒和那些人的。」

　　我在記錄，在記錄；但我時常害怕事情是記不完的。我一直用的黑色繪圖墨水快用完了，很快就要換藍色墨水了。從維達拉學校的配給裡調瓶墨水來用應該不算難：她們在學校裡有繪畫課。我們嬤嬤以前可以通過灰市買到圓珠筆，但現在不行了：我們在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的供應商僥倖逃脫了太多次，終於還是被逮捕了。

　　我上一次跟你講到深色窗玻璃的廂式貨車——不，往前翻一頁後，我發現已經到體育館了。

　　一下車，我和安妮塔就被推搡著往右走，融入了一群女人中間。我說「一群」，是因為我們就像成群的牛羊般被趕著走。這一大群女人如同走進了漏斗，被趕到露天看臺的特定區域：那個區域用犯罪現場專用的黃色膠帶圍了起來。我們這群差不多有四十人。都坐好了之後，我們的手銬就被撤走了。我估計，他們是需要手銬去銬別人。

　　安妮塔和我相鄰而坐。我左邊的陌生女人說她是個律師；安妮塔的右邊也是個律師。坐在我們後面的是四個法官；坐在我們前面的也是四個法官。我們所有人都是法官或律師。

　　「他們肯定是按照職業把我們分類的。」安妮塔說。

　　確實如此。趁守衛沒注意的時候，我們這排盡頭的女人隔著走廊和鄰近座位區的女人搭上了話。那邊都是醫生。

　　我們沒有吃午餐，因為沒人給我們吃的。隨後的數小時裡，不斷地有貨車抵達，卸下一車被迫無奈的女乘客。

　　這些女人裡，沒有一個是你們所謂的年輕人。中年職業女性，穿套裝，髮型精緻。但都沒有帶包：他們不允許我們帶隨身物品。所以，沒有梳子，沒有口紅，沒有鏡子，沒有小包潤喉糖，沒有一次性濕巾。沒了那些小玩意兒，你竟會有種赤身裸體的感覺，實在令人驚訝。更確切地說，是曾經會有那種感覺。

　　太陽變得火辣辣的：我們沒有遮陽帽，也沒有防曬霜，我想像得出來，太陽下山後，我肯定會有一大片紅腫的曬傷。好歹座位有椅背。假如我們坐在那兒消遣，未必會覺得那種椅子不舒服。但別說消遣了，我們連起身伸展一下都不被允許：一站起來就會有人沖你吼。坐著不動勢必乏味，屁股、後背和大腿肌肉酸痛。這些是不足掛齒的小疼小痛，但也是痛。

　　為了打發時間，我暗自罵自己。愚蠢，愚蠢，愚蠢：我竟會相信關於生命、解放、民主和個體自由的那一切空話，在法律院校裡浸淫其中，不加懷疑。這些是永恆的真理，我們應永遠加以捍衛。我始終依賴著這些信念，儼如信賴一則魔咒。

　　我對自己說：你一直自詡為務實派，那就面對現實吧。政變已爆發，就在美利堅合眾國，就像過去在很多國家發生過的那樣。任何武裝奪權的政變爆發後，隨之而來的必定是鎮壓反對派。反對派總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主導，所以，有文化的人將被第一批消滅。你是個法官，不管你怎麼想，反正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你就是他們的眼中釘。

　　年輕時，我做了很多別人都以為不可能辦到的事。我們家族裡沒有人上過大學，他們都鄙視我，我靠獎學金、打各種髒亂差的夜班工讀完了學位。那種經歷磨練了你，讓你變得頑強。只要找到一線生機，就決不能眼看著自己被消滅。但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在大學裡接受的一切斯文、精良的教育都沒有用。我得重新變為當年那個頑強的底層社會的小孩，那個堅忍不拔的打工妹，那個聰明絕頂的優等生，那個處心積慮往上爬的職業女性——我就是這樣爬到社會頂層的，坐上了剛剛被罷免的那個職位。只要讓我找到可乘之機，我就會抓緊時運。

　　過去我就曾被逼入死角。但我贏了。我就是這麼對自己說的。

　　下午過半，他們三人一組給我們發了瓶裝水：一人抱著箱裝水，一人取出發放，還有一人持槍護送，以免我們突然跳起來、沖出去、咬人、打人，好像我們是鱷魚。

　　「你們不能把我們羈押在這裡！」有個女人說道，「我們沒有犯任何錯！」

　　「上頭不允許我們和你們講話。」發水的男人說。

　　誰都不可以去廁所。尿流出現了，沿著露天看臺流向球場。我心想，這種手段明擺著是要羞辱我們，擊垮我們的抵抗心；但到底要抵抗什麼呢？我們不是間諜，沒有掌握什麼機密，我們也不是敵方軍隊裡的士兵。還是說，我們確實是？如果我深深看進某個男人的眼底，同樣凝視著我的會是個人類嗎？如果不是，那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儼如被那些人關進了畜欄，我儘量待在原地不動。他們在想什麼？他們的終極目的是什麼？他們希望如何達到目的？

　　下午四點，他們準備了精彩表演賞給我們看。二十個體型、年齡各異，但都穿著職業裝的女人被領到球場中央。我說「被領」是因為她們的眼睛都被蒙上了，雙手都銬在身前。她們被分成兩排，每排十人。第一排被迫蹲下，好像要拍集體照。

　　有個穿黑色制服的男人手持話筒做演說，他講到罪人的行徑都被神聖天眼一覽無遺，正是其罪孽將她們暴露於天下。所有的守衛和侍從一起發出附和的聲音：嗯嗯嗯……仿佛啟動的引擎振動不已。

　　「上帝必勝。」演講者最後說道。

　　隨後響起男中音一起念出的「阿門」。接著，把蒙眼的女人們押送進場的男人們舉槍射擊。他們瞄得挺准，那些女人全部倒地。

　　我們這些坐在看臺上的女人們全都發出哀歎。我聽到有人尖叫，有人抽泣。有些女人跳起來，大聲呼喊——我聽不清她們在說什麼——但她們的後腦勺立刻會被槍托砸到，喊聲即刻中斷。不需要再打：一擊足矣。還是那句話，他們瞄得挺准：這些男人訓練有素。

　　我們可以看，但不可以出聲：他們傳達的意思簡單明瞭。但為什麼呢？如果他們要把我們斬盡殺絕，為什麼還要演這出？

　　日落後，分發了三明治，每人一隻。我領到的是雞蛋三明治。我要羞愧地承認，自己是帶著欣喜之情狼吞虎嚥的。遠處傳來幾聲幹嘔的聲響，但在這種情形下，只有那麼幾聲反倒令人訝異。

　　吃完三明治後，他們要我們站起來。接著列隊而出，一排接一排——整個過程安靜得近乎詭異，而且極有秩序——我們被引到看臺下面的衣帽間及其外面的走廊裡。我們就將在那兒過夜。

　　沒有任何寢具：床墊和枕頭都沒有，但至少有廁所，雖然已污濁得不像話了。沒有守衛阻止我們交談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我們憑什麼認為沒人在監聽我們了。但到了那時，我們之中已沒有誰還能理智地思考。

　　燈都開著，還算仁慈。

　　不，那不是仁慈。只是為了讓那些人更便利地掌控局面。在那個地方，仁慈這種品質無法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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