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阿特伍德 > 盲刺客 | 上頁 下頁 |
一三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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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條 昨天我感到太累了,只能躺在沙發上休息、看電視。我看了一檔白天的訪談節目,這無疑成為我的懶散習慣。在這類節目中,他們互揭傷疤。如今,揭傷疤竟也成為一種時尚:他們揭他人的傷疤,也揭自己的傷疤,甚至無中生有的傷疤也不放過。他們出於負罪感和內心的痛苦這樣做,供自己取樂,但主要是因為他們想展示自己,別人也想觀看他們的展示。我並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對這些東西感到津津有味——這些卑劣的小罪過、這些肮髒的家庭糾紛、這些珍藏已久的傷痛。我興致勃勃地等著擰開那個「蟲子罐」,就像等著看某種神奇的生日禮物。人們看後卻是一臉的掃興:硬擠出的淚水、吝嗇的滿意表情,以及經過暗示後勉強作出的喝彩。就這些嗎?他們肯定在琢磨。你身上的這個傷口,不該更不同尋常一點、更肮髒一點、更史詩化一點、更令人揪心一點嗎?再講一些!難道我們不能讓痛苦再刺激一點嗎? 我不知哪一種辦法更好——渾身裝著自己的秘密過一輩子,直到在它們的重壓下崩潰?還是把每個段落、每個句子、每個單詞都擠出來,直到最終你耗盡了曾經像藏金般珍貴、皮膚般親近的一切?這是對你至關重要的一切,令你畏畏縮縮想掩藏的一切,曾經是屬你的一切——你必須像一隻在風中擺動的空麻袋度過餘生。那是一隻貼著明亮的熒光標簽的空麻袋,人人都會知道裡面曾經裝著你什麼樣的秘密。 無論結果好壞,我都不辯解。 「嘴不嚴,沉沒船。」戰時海報上這樣寫道。當然,船反正早晚都會沉沒的。 這般肆意幻想一番之後,我踱進廚房,吃了半根發黑的香蕉和兩塊蘇打餅乾。我不知是否有什麼東西——某種食品——掉到垃圾桶後面去了:那兒有一股肉腥味。我馬上檢查了一下,卻沒有發現什麼。也許這股氣味是我自己的。我不禁認為,我的軀體聞起來像貓食的味道,不管今天早上我往身上噴了什麼樣的陳腐香水——是意大利的「托斯卡」,還是「瑪吉莉芙」?或許是法國的「香麗溫」?我還有東一攤、西一攤零零碎碎的這類東西。米拉,如果你有時間處理的話,可以把它們裝在綠色的垃圾袋裡。 理查德覺得我需要撫慰的時候,就送給我香水。除了香水,還有絲綢圍巾,以及做成小動物、籠養鳥或金魚形狀的小珠寶別針。這些都是根據威妮弗蕾德的口味買的,但不是買給她的,而是買給我的。 從提康德羅加港回來的火車上,以及後來的幾個星期裡,我一直在琢磨勞拉的便條——據瑞妮說是她留給我的。當時,她一定清楚,不論她打算向醫院的陌生醫生說些什麼,都可能會引起後果。她一定知道這是一次冒險,所以她事先有所提防。以某種方式,在某個地方,她給我留下了一個信息,一條線索,就像丟下的一方手帕或灑在樹林裡的白色小石子。 我想像她以一貫的書寫方式寫這張便條。毫無疑問,那是用鉛筆寫的,一端被咬過的鉛筆。她常常咬手中的鉛筆;小時候,她嘴巴裡有木屑味。如果是彩色鉛筆,她的嘴唇會變成藍色、綠色或紫紅色。她字寫得很慢。字跡稚嫩,圓圓的元音字母和封閉的o;字母g和y的莖長長的,有些抖動;i和j上的點是圓的,遠遠地靠右點著,仿佛那一點是被一根無形細線牽著的黑色小氣球;「t」的交叉筆劃傾向一邊。我在想像中坐在她旁邊,看她下一步幹什麼。 她寫完了便條,裝進信封,封上口,然後藏起來,就像她在阿維隆莊園藏她那一包七零八碎的東西一樣。她會把這個信封藏在哪裡呢?不可能藏在阿維隆莊園;在她被送走之前,她根本沒靠近過那裡。 噢,一定藏在多倫多的家裡。一個別人找不到的地方——理查德找不到,威妮弗蕾德找不到,姓穆加特羅伊德的用人們也找不到。我到處尋找——抽屜底下、碗櫥後面、我的冬大衣口袋裡、我的手袋裡,甚至我冬天戴的手套裡——但什麼也沒找到。 後來我想起來,有一次在祖父的書房裡碰見她,那時她十歲左右。她把家用《聖經》①攤在面前;那是一本皮封面的大書。她正用母親的舊剪刀剪下書中的一些章節。 ①家用《聖經》:附有供記錄家庭成員、生死、結婚等空頁的大型《聖經》。 「勞拉,你在幹什麼?」我說,「這可是《聖經》呀!」 「我把我不喜歡的部分剪下來。」 我把她扔進廢紙簍裡的書頁撫平:一條條的《編年史》、一頁頁的《利未記》,以及聖馬太的一些片言隻語;其中有耶穌詛咒不結果的無花果樹的事。現在我想起來,在勞拉上主日學校的時候,她對關於無花果樹的那一段很是氣憤。耶穌對一棵樹竟如此惡毒,她感到義憤填膺。人人都有倒黴的時候,瑞妮當時一邊說,一邊輕快地攪著黃碗裡的蛋清。 「你不該這樣做。」我說道。 「這只是紙,」勞拉說,並不停下手中的剪刀。「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印在上面的話。」 「你會惹大麻煩的。」 「不會的,沒事,」她說道,「沒人會翻開看的。他們只會看前面的內容,查查出生、結婚和死亡之類。」 她又說對了。從來就沒有人發現過。 想到這裡,我翻出了我的結婚紀念冊,裡面是婚禮上拍攝的各種照片。威妮弗蕾德自然對這本紀念冊沒什麼興趣,也從未見理查德深情地翻看。勞拉一定知道這種情況;她一定知道這本紀念冊很安全。但她一定想過,什麼原因會讓我自己去翻看呢? 如果我一直在尋找勞拉,我會去翻看的。她知道這一點。紀念冊裡有許多她的照片,四個角用黑三角貼在褐黃色的紙頁上;她身穿伴娘的服裝,緊繃著臉,盯著腳下。 我找到了那張便條,但不是用字寫成的。勞拉對我婚禮上的那些照片肆意著色,那一管管的染色劑是她從提康德羅加港埃爾伍德·默裡的報社辦公室裡偷來的。她肯定還一直藏著。對於她那樣一個聲稱鄙視物質世界的人,她連扔東西也不會扔了。 她只塗改了兩張照片。第一張是婚宴的集體照。照片上,伴娘和伴郎被塗上一層厚厚的靛青色——他們完全從照片上消失了。照片上留下了我、理查德和勞拉自己;還有威妮弗蕾德,因為她是首席女儐相。理查德被塗上可怕的綠色,威妮弗蕾德也一樣。我被塗上一片水藍色;勞拉給自己塗上明亮的黃色,不僅是她的裙子,而且手和臉也都塗上了。這種明亮意味著什麼?顏色確實明亮,似乎勞拉的體內在發光,就像一盞玻璃燈或者一個熒光小女孩。她不在向前看,而是向旁邊看,好像她的注意力根本不在照片上。 第二張是在教堂前拍的新郎和新娘的正式結婚照。理查德的臉被塗成深灰色,以致五官都看不出來了。他的雙手被塗成紅色,似乎火苗從四周以及腦袋裡噴射出來,仿佛頭顱本身在燃燒。我的結婚禮服、手套、面紗、花束——這些裝飾勞拉都沒勞神去塗抹。然而,她對我的臉卻關愛有加——她把它給塗白了,所以眼睛、鼻子和嘴看上去像是蒙上一層霧,猶如寒冷潮濕天氣裡的窗戶。她把照片的背景乃至我們腳下的教堂臺階完全塗黑了,只剩下我們兩個人影,似乎在半空中飄浮,在最深邃、最黑暗的夜色裡飄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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