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羅尼亞致敬(52)_奧威爾

五十二

　　那夢魘般的氣氛真是一言難盡——這種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謠言的變化多端、報紙的新聞審查、武裝人員的頻繁光顧。由於英國並不存在當時這種氣氛的基本條件，因此很難輕易加以表述。在英國，也無法憑空想像什麼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輕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礦工，我並不介意讓老闆知道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充當歐洲政治傳聲筒的「優秀黨員」仍然少見，「消滅」或「清除」碰巧與你意見相左的人的觀念還沒有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巴塞羅那，它卻是理所當然的。「斯大林主義者」控制著局面，因此每個「托洛茨基主義者」自然都在劫難逃。然而，人人都擔心的事情——發生一場新的巷戰，畢竟沒有發生。

　　假如發生的話，像以前一樣，所有責任也都將會加到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頭上。我時刻警惕第一聲槍響。城裡好象到處都是壞消息，人人都十分關注，並在議論紛紛。奇怪的是，每個人所說的話竟會那樣相似：「這裡的氣氛太可怕了，就像進了精神病押。」但也許並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國遊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馬觀花，從旅館到旅館，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大氣候有什麼異樣。我注意到（《星期天快報》，1937年10月17日）阿索爾伯爵夫人寫道：

　　我到過巴倫西亞，馬德裡和巴塞羅那……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沒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動。我住過的所有旅館不僅「正常」、「體面」，而且特別舒適，只是缺少黃油和咖啡。

　　這就是英國旅遊者的德性，他們不相信漂亮旅館的外面還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們能為阿索爾伯爵夫人找到些許黃油。

　　那時我住在莫蘭療養院，它是由馬統工黨經營的療養院之一，坐落在提比達波（Tibidabo）郊區。提比達波是一座奇形怪狀的山脈，在巴塞羅那後面突兀高聳，傳說撒旦正是在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國家指給耶穌卡的（這座山由此得名）。這些房屋以前屬一些富裕的資本家，在革命時期被佔領。那裡的大多數人要麼是從前線剛送下來的傷兵，要麼是因截肢而終身殘廢的傷員。那裡也有另外幾名英國人：威廉姆斯的一條腿受傷了；十八歲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懷疑得了肺結核而從戰壕送了回來；阿瑟·克林頓的左臂骨折，仍然紮著繃帶吊在一種綽號叫「飛機」的儀器上，西班牙醫院正使用這類儀器。我妻子仍舊住在大陸飯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羅那。

　　早上，我往往到總醫院去對我的胳膊進行電療，電療時有一種奇特的感覺——一股針刺般的電流使全身的肌肉跳來跳去——不過，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漸有所減輕。我們倆決定最好儘快回到英國。我的身體極度虛弱，無法說話，看起來是永遠也不能講話了，醫生告訴我幾個月之內還不適合去作戰。我遲早得去掙錢，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沒有多大意義。但我主要還是出於自私的目的，我最強烈的願望是徹底離開這個國家，遠離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圍，遠離到處都是武裝人員的街道，遠離空襲、戰壕、機槍、刺耳的有軌電車、不加牛奶的茶、油製品和香煙短缺——遠離我所知道的與西班牙相關的幾乎每一樣東西。

　　總醫院的醫生告訴我我已無需繼續治療，但為了拿到遣散證明，我不得不到前線附近的一個醫院去拿醫療證明，然後到謝塔莫的馬統工黨民兵總部在遣散證明上加蓋印章。那時，柯普剛剛興高采烈地從前線回來，他剛參加了戰鬥，並預言韋斯卡最終會被攻克。政府動用大量的飛機，並從馬德裡前線運來軍隊，在那裡集結了三萬人。我前面看到過的那些意大利人從塔拉戈納抵達前線，並對傑卡要道發動進攻，但已傷亡慘重，並損失了兩輛坦克，然而，柯普說，那個城鎮註定要陷落。（啊！它沒有被攻陷，進攻混亂不堪——只是引發報紙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時，柯普得去巴倫西亞與作戰部的人見面。他有一封負責指揮東線部隊的波薩斯將軍寫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說成一個「非常自信的人」，推薦他到工程部一個特殊崗位任職（柯普已經是一名民用工程師了）。就在我去謝塔莫的當天，他去了巴倫西亞——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後，我回到巴塞羅那。我們乘坐一輛載重卡車午夜前後抵達謝塔莫，一到馬統工党總部，連名字都還沒有登記，人們就叫我們排成一隊，給我們分發來複槍和子彈。進攻好象剛開始，他們在任何時候好象都需要後備軍。儘管我口袋裡裝著醫院的證明，但我還是無法完全拒絕和其他人一塊排隊。我拿子彈箱當枕頭睡在地面上，心情極度沮喪。當時，傷勢已經損害了我的神經——我相信這會經常發作——戰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懼。然而像往常一樣，我們還得等到天亮，況且我們畢竟還沒有接到出發的命令。

　　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醫院證明，去辦遣散證明。這是一系列混亂不堪、令人討厭的程序。像往常一樣，人們推來推去，我也只好在醫院之間來回碾轉——從謝塔莫到巴巴斯特羅和萊裡達返回——集結在韋斯卡的軍隊已經切斷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讓一切混亂不堪。我記得晚上總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醫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溝渠裡；一次睡在窄窄的長凳上，半夜裡還從凳子上摔了下來；還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羅市立旅館裡，一旦你離開鐵路，除了偶爾路過的顛簸不已的火車外別無他車可乘。

　　你得在路邊等候幾個小時，有時要連等三四個小時，與成群結隊憂傷不安的農民為伍，他們攜帶滿箱的鴨子或兔子，向每一輛路過的卡車招手。當你終於有幸等到一輛沒有塞滿人、麵包或子彈箱的卡車在坑坑窪窪的路上顛簸過來時，卡車就會像吞食肉醬似的把你吞進去。戰馬從來不會像那些卡車一樣把我拋得老高老高，趕路的唯一辦法是大家相互貼在一起。讓我難堪的是，我身體太虛弱，沒有別人的幫助，我就爬不上卡車。

　　我在去蒙松醫院取醫療證時在那裡住了一晚。鄰床是一位突襲隊員，左眼受傷了。他待人友善，給了我幾根香煙。我說：「要是在巴塞羅那，我們本會互相攻擊。」我們都笑了起來。奇怪的是，只要你來到前線附近的任何地方，整個的精神狀態似乎就完全改變了。政治派別間的一切或幾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前線的那些日子裡，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聯社黨的追隨者會因我屬馬統工黨而對我心存敵意。那種事情只有在巴塞羅那或者遠離戰爭的地方才會發生。謝塔莫有大量突襲隊員，被從巴塞羅那派來參加進攻韋斯卡的戰鬥。突襲隊員不是為前線作戰準備的部隊，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未經歷過戰火。在巴塞羅那，他們是街道的主人，在這裡，他們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線戰鬥過幾個月的15歲的娃娃民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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