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羅尼亞致敬(46)_奧威爾

四十六

　　不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員都拒絕相信對馬統工黨的指控。最近，內閣以5比2通過了釋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的決定，兩名反對者就是來自共產黨的部長。8月，由詹姆斯·馬科斯頓議員率領的一個國際代表團來到西班牙，調查對馬統工黨的指控以及安德列斯·寧·普列托的失蹤案。國防部長伊魯霍，司法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內閣部長奧爾特加-加塞特，總檢察長普拉特·加西亞以及其他許多人，都不相信馬統工党的領導人犯了間諜罪。伊魯霍還補充指出，他已經從頭到尾看了該案的卷宗，沒有任何所謂的證據能夠經得起推敲，那份被認為由寧簽署的文件毫無價值，也就是說，它是偽造的。

　　普列托認為馬統工党的領導人對巴塞羅那五月發生的戰鬥負有責任，但不認為他們是法西斯間諜。「更嚴重的是，」他補充說，「逮捕馬統工党的領導人不是政府的決定，而是警察擅自行事的。那些責任人不是警察局的領導，而是他們的下屬，共產黨已經按照通常的一貫做法，滲入了其中。」他引述了另外幾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同樣，伊魯霍也宣稱，警察已經成為「准獨立的」機構，處於外國共產黨的控制之下。普列托向代表團相當露骨地暗示，當俄國人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時，政府無法承受冒犯共產黨的代價。

　　當一個由約翰·麥戈文議員率領的代表團12月來到西班牙後，他們得到了與此前基本相同的回答。內閣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甚至用更清楚的詞匯重複了普列托的暗示：「我們得到俄國人的援助，就必須同意採取某些我們不喜歡的行動。」可以說明警察自治性的是，人們就算有監獄總長、司法部長麥戈文以及別的重要人物簽署的命令，也不會獲許進入任何一個共產黨在巴塞羅那控制的「秘密監獄」，得知這一點很有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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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關於兩個代表團的報告，參見9月7日的《民眾報》以及9月18日的《箭報》；關於馬科斯頓代表團的報告由《獨立新聞報》（巴黎聖德尼路219號）刊登，麥戈文的小冊子《西班牙的恐怖》在西班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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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上述情況應當足以澄清這件事。指控馬統工党犯有間諜罪，僅僅基於共產黨媒體的報道以及由共產黨控制的秘密警察。馬統工党的領導人以及成百上千的追隨者仍在監獄中；在過去的六個月裡，共產黨的媒體不斷叫嚷要處死「叛國者」。但涅格林和其他人都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拒絕大規模處死「托洛茨基主義者」。考慮到他們頭上的壓力，這樣做值得大加讚賞。同時，面對我上面所提供的材料，很難相信馬統工黨真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除非人們相信馬科斯頓、麥戈文、普列托、伊魯霍、蘇加薩戈伊蒂亞以及其餘的人都一起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

　　最後，說一下關於馬統工黨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控。「托洛茨基主義者」這個詞現在用得越來越隨意，它的用法極易令人誤解，並且經常蓄意讓人誤解。值得停下來對它進行界定。托洛茨基主義一詞有三種不同的含義：

　　（1）指像托洛茨基那樣的人，鼓吹「世界革命」以對抗「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不那麼嚴格地說，就是指革命的極端主義者。

　　（2）目前以托洛茨基為首的組織的成員。

　　（3）一個虛偽的、佯裝是革命者的法西斯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在蘇聯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但通常指那些分裂和削弱左翼力量的人。

　　按照第一個含義，馬統工黨也許能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英國的獨立工黨、德國的S.A.P.、法國的左翼社會主義者，等等，也都能。但馬統工黨與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組織沒有任何交往。當戰爭爆發時，來到西班牙的外國托洛茨基主義者（15或20人）最初的確曾為馬統工黨工作，因為該黨的觀點與他們最接近，但他們並沒有加入馬統工黨。後來，托洛茨基命令追隨者攻擊馬統工黨的政策，因而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被清除出該黨的機關，雖然還有一些留在民兵中。

　　莫蘭被法西斯逮捕後，甯接替其成為馬統工党的領導人，他有一段時間當過托洛茨基的秘書，但幾年前就離開了，並組建了馬統工黨。該党與較早成立的「工農聯盟」黨一起，合併了各種反對派共產黨。共產黨媒體利用寧與托洛茨基曾有過聯繫，以證明馬統工黨真的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要是以此推斷的話，甚至可以說英國共產黨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組織，因為約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奧斯瓦德·莫裡斯爵士有過聯繫。

　　唯一精確界定了該詞的是第二個含義。據此，馬統工黨當然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作出這一區分很重要，因為大部分共產黨都想當然地認為，第二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第三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就是說，整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只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機器。僅僅在蘇聯審判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時。「托洛茨基主義」這個詞才開始引起公眾的注意。稱一個人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幾乎就等於稱他為謀殺犯、內奸等等。但同時，任何從左翼立場批評共產黨政策的人，也很容易被指控為托洛茨基主義者。那麼，我們可以斷言，每一個自稱是革命極端主義者的人，都收受法西斯的好處了嗎？

　　實際上，根據不同的局部利益，可能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也可能沒有。上面我提到，當馬科斯頓接受委託來到西班牙時，《真理報》、《紅色陣線》和其他的共產黨報紙立即公開指責他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不過，英國共產黨很謹慎，沒有重複這一指責。在英國共產黨的媒體中，馬科斯頓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反動敵人」，其含義被方便地模糊化了。當然，這只是因為，幾個慘痛的教訓使英國共產黨的媒體對有關誹謗罪的法律產生了趨利避害的敬畏。在一個受指控的罪行必須得到證實的國家裡，沒有人再提起那個指控，就足以承認它是一個謊言。

　　有關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党的各種指控，也許我的討論超過了必要的篇幅。黨派之間的爭論不可避免地充滿了不公正和虛假的指控，以至於兩敗俱傷；但這種爭論與內戰中的巨大痛苦相比，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並不真的如此。我相信，誹謗中傷和這種媒體鬥爭，以及它們所顯示出來的思維習慣，能夠給反法西斯事業最致命的傷害。

　　任何人瞥一眼這個主題，就知道共產黨人通過捏造的指控對付政敵的策略毫無新意。今天的關鍵詞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明天的關鍵詞就將是「社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蘇維埃俄國的審訊「證明」了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包括，例如，列昂·布魯姆以及英國工党的傑出黨員，策劃了入侵俄國的險惡陰謀，這件事才過去六七年。然而今天，法國的共產黨人非常高興地承認了布魯姆為自己的領導人，而英國的共產黨人則想盡一切辦法進入工黨。即使從派系的觀點看，我也懷疑是否值得做這種事情。

　　同時也毫不懷疑，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指控引發了仇恨和紛爭。在確定「托洛茨基主義者」之後，每一個地方的普通共產主義者都被引向了對其進行毫無意義的政治迫害之中；類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党的各政黨都倒退回一種可怕的狀態中，毫無生氣，全然成為反共產主義的政黨。世界工人運動已經開始產生危險的分歧。如果再詆毀那些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再策劃有如指控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党之類的陰謀，裂痕就會變得無法彌合。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政治辯論，能充分討論問題。在共產主義者和支持或宣稱支持其左翼的人中間的確存在差異。共產主義者認為，通過與部分資產階級（人民陣線）結成聯盟，就能打敗法西斯主義。

　　他們的反對者認為，這個策略僅僅為法西斯主義提供了新的成長空間。問題必須得到解決，錯誤的決定也許會使我們自己陷入數世紀的半奴隸狀態中。但只要除了「托洛茨基式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尖聲怪叫外，沒有別的爭論，討論就不會開始。例如，我不可能與一個共產黨員討論巴塞羅那戰鬥的是是非非，因為沒有共產黨，也就是說，「好的共產黨」，會承認我的描述是真實的。如果他忠實地跟隨著黨的路線，他就不得不宣稱我在撒謊，或最多說我被無可救藥地誤導了，任何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人，看一眼《每日工人報》的標題，就會比我對巴塞羅那發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

　　在這樣的情形中不可能有爭論；根本無法達成最低限度的一致。稱像馬科斯頓那樣的人收了法西斯的錢，是什麼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們無法進行認真的討論。那會有如一場國際象棋錦標賽進行到一半，一個參賽選手突然大聲尖叫起來，稱對手犯了判國罪或重婚罪。真正關鍵的問題仍沒有觸及，誹謗陷害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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