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70)_學達書庫

七〇

　　12.熬過冬天

　　我不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我不認同「凡是能推動該党事業進步的都是正確的。」論調。

　　——致弗蘭克·傑利尼克一封信，19381220

　　我簡直無法告訴你我是多麼希望自己在今後的幾年裡能朝氣蓬勃，擺脫牢獄之苦，擺脫金錢的憂慮啊。

　　——致傑克·康芒一封信，19381226

　　西班牙留給奧威爾的不僅僅是喉嚨部位的子彈傷痕，更多的是難以磨滅的印跡。在以後的2年中，他一直生活在陰影中。他試圖從自己的角度來詮釋那裡發生的一切，闡述自己的政治觀點，還不得不飽受西班牙給他帶來的傷害。事實上，在阿拉貢前線及巴塞羅那度過的6個月時時刻刻縈繞著他，影響著他以後的歲月。馬爾科姆·馬格裡奇在他去世的前幾周到醫院探望他，發現他一直在不斷地說著「防衛隊，西班牙內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奧威爾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裡明白了「大道理」，這是他在寫給西裡爾·康諾利的信中提到的字眼。同時，他也清醒地意識到阿拉貢戰壕和巴塞羅那小巷帶來的恐懼——血污，奸險和謀殺——並沒有離他遠去，而是「讓他更堅信了人類的正直」。與以往一樣，他的回憶濃縮成含有象徵意義的觀點。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顧西班牙戰爭》是在五年後的另一次衝突中寫的。他回憶起一個法西斯步兵沿著戰壕的上方邊提著褲子邊跑著，他不忍心開槍射擊。第二件回憶的事情複雜些，而且，奧威爾認為自己懷有恥辱感。一個來自巴塞羅那貧民區的孩子被無端懷疑偷了其他民兵的東西（奧威爾的一些雪茄煙也被偷了）。這個孩子被剝光衣服搜身，後來發現他是清白無辜的。開始認為他有罪的奧威爾竭力想彌補自己的過失，帶男孩兒看電影，不斷塞給他夾心糖果，巧克力。這種補償對他而言是可怕的。但是，不體察他人情感來對待他人似乎更可怕。有一次，奧威爾與一個士兵爭吵，身為下士的他硬讓這個執拗的士兵站崗。那位巴塞羅那的「野孩子」最後成了奧威爾最忠誠的擁護者。

　　1943年，奧威爾仍能夠一一叫出西班牙戰友的名字。那些在西班牙死去的戰友的身影仍歷歷在目。《一九八四》這部小說的很多素材取自於加泰羅尼亞。在他人生的第一次，在西班牙，他看到了與事實真相不相符的新聞，讀到了虛構的戰爭報道，見證了勇敢作戰卻被斥為懦夫、叛徒的勇士。西班牙給他的最初的感覺是客觀事實真相都「脫離了現實世界」。未來的歷史書是根據掌權者的命令編寫。奧威爾開始嘗試把早期宗教思想同籠罩的極權主義聯繫起來。這意義非凡。由此，他認為這是由於對死後靈魂的信仰衰變造成的。他寫道：「我們時代的主要問題是對人身永存不朽的信仰衰落。」不希冀神的判決，不在乎死後何事發生，獨裁者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利用無神世界移位的宗教信仰為人類共同目標做些事情。

　　奧威爾的洋洋灑灑數萬文字傾訴了自己及他人在西班牙內戰的體驗，他冷面客觀，令人驚奇。他意識到，個人行為的根源並不經常可以馬上在課本中用政治術語解釋。「不是說法西斯主義有道理，」他向當時的一位記者說道，「但我的確認為許多法西斯分子個人有理由。」他接著說，戰爭是人與人之間進行的：意識形態只是背景而已。正是在這種情緒下，對於阿爾卡紮圍困的報道，他感動不已。在這場戰役中，一支遭圍困的國民軍苦戰煎熬72天。奧威爾認為，僅僅因為同情的是另一方，就否認這個英雄行為，是虛偽的，沒有必要的。儘管奧威爾持有不偏不倚的態度，但西班牙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將奧威爾政治化，而他的前段生活從未如此。西班牙認可他對於人類不屈不撓精神的信仰。也許，最重要的是，西班牙為他提供了一個背景，讓他能夠接近、接受這場蔓延在歐洲大陸較猛烈的，持續兩年之久才消失的戰火。與那個稍顯天真無邪來自漢普思特德/維根的小夥相比，1937—1939年之間的奧威爾簡直就像一隻政治動物。第一次躍躍欲試加入政黨，簽署聲明甚至……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黑雲滾滾時……準備直接參與政治行動。可以推測出，所有這一切都根源於西班牙的衝突。他對社會主義的發展觀也是如此。他認為社會主義可以代表著將社會主義看作改善生計途徑的廣大民眾。奧威爾從來就不屬那種20世紀30年代盛行的浪漫的社會主義者。那些人急切渴望回歸原始的，對抗機器大工業生產的威廉·莫裡斯式的共產主義。於他們而言，機器是散發邪惡氣味毀壞一切的力量。「工人階級注重物質利益無可厚非。」他在文章《回顧西班牙戰爭》中寫道；「意識到填飽肚皮才能淨化靈魂是正確的。這不能用價值觀的標準，只能是時間的問題。」

　　西班牙留給奧威爾的還有令人感傷的饋贈物：垮掉的身體。西班牙的醫生曾經對奧威爾聲帶的預測是悲觀的，但最終卻基本恢復。其實，他的真正問題無關乎那顆由狙擊手射來的子彈。奧威爾長大成人後——他從緬甸回來——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比如，34歲時，他已得過四次肺炎，——這在當時無抗生素的時代是相當嚴重的，危險的——此外，他還得過登革熱病，被迫從東方返回。那時每個見過他的人都說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阿拉貢前線凜冽的淩晨，潮濕的戰壕，使他原本虛弱的病體更加糟糕。從西班牙回來的那段時間，他病倒又長達數月，客觀公正地說，從此他的身體狀況直線下滑，直至早逝。除了他的肺部疾病，奧威爾和艾琳還面臨著經濟的艱難困苦。生活拮据——奧威爾的收入在1937年末到1938年初一星期大概不會超過2英鎊——奧威爾生病使得經濟上更加窘迫。他們不得不向朋友借錢度日。記得英國有一年冬天，奇冷無比，為了防止奧威爾的肺部免受侵襲，他們打算到北非的摩洛哥療養，多虧了一位匿名的捐助者，他們才得以成行。那時，奧威爾的寫作生涯處於低谷，作品銷售一直不太理想，與出版商還有點摩擦。不滿失意的情緒從奧威爾個人言辭流露出來。健康不佳，寫作上的挫折和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層層烏雲都統統壓在他的心頭。他曾憂鬱地在寫給西裡爾·康諾利的信中暗示：他們還真不如卷起鋪蓋卷去集中營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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