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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通向維根堤之路》一書已經到了結尾部分,在沃靈頓的村舍,從西班牙來的消息每天都更糟。這本書是奧威爾寫作方法的一個樣式的展示,可以完成預期的效果。它的頭兩章,生動、充滿了感情、有說服力——描寫了在布魯克污穢的寄居房子的生活以及在維根下煤礦的經歷——在文學技巧方面都是一個生動的演習,其中最重要的技巧就是誇張。幾乎從一開始,奧威爾通過使用非常煽動感情的語言技巧營造了熱烈的氣氛。比如說,寄宿者的臥室是以「野獸般」「污穢」,有著「難看的家具」,「在一堆廢墟中有幾張肮髒的床」的形象展示給讀者的——這裡不單單是個簡陋的地方,而是一個噩夢般的苦難地,一群邋遢的商旅者被磨房女工出工的聲音驚醒。接著就是奧威爾使用的一般方法:概括。「就像是所有手是一年四季都很髒的人一樣,」布魯克太太,「有著特殊的個人處理事情的方式。」喬,寄宿在國家補助委員會,是那種沒有姓氏的人……典型的失業未婚人員。對於把布魯克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他們是那種「做生意只是他們用來抱怨罷了」。有關布魯克無法緩和的緊張的證據總是從傳聞得來的。據說,在那個牛肚店裡總是有著成群的黑甲蟲。據那些最近出現房子裡年邁的接受救濟的人說,「偷聽到他們(布魯克一家)非常緊張地問那些兜售保險的人如果人患了癌症還能活多久。」誰看到了黑色的甲蟲呢?誰又聽到了保險代理人的問答呢?奧威爾對此沒有做任何的交代。很明顯這裡並不公正:荒謬,滑稽,但是又可信,一直都是不公正的。布魯克夫婦幾乎是被奧威爾重新進行了無情的文學描寫,他們似乎只是一對邋遢的房東,有著不好的個人習慣,並且這些習慣演繹了啞劇怪人。但是,奧威爾引入破壞他們形象的證據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容忽視的。對於布魯克太太,有一幕令人大跌眼鏡的描寫:她坐在一盆髒水旁,慢慢地削土豆,據說如果削過土豆的水保持乾淨,那將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甚至擺在布魯克家那粘粘糊糊的、有許多層的桌面上的食物,從道德方面來說,也是不夠格的。譬如,拿晚餐來說,是「鬆軟的蘭開夏奶酪和餅乾」。布魯克夫婦稱這些餅乾是「虔誠的」「奶酪餅乾」。就算是這樣,和原罪混起來談,掩飾了這樣一個事實:晚飯其實是只有奶酪而已。

  如果把用在破壞布魯克夫婦形象上的技巧同下個章節「下煤礦」中的技巧做比較,就會有不小的收穫。語言都是十分誇張的:「巨大的」石塊,煤灰堆就像是「可怕的灰山一樣」——但也更容易懂。對於讀者來說,可能一生中從來沒有下過煤礦,這些稀奇古怪的想像不到的景象需要奧威爾用大人國的解釋告訴讀者,如果他們想聯繫起來的話。「下煤礦」這章同樣也帶有相同的自然的認識,就是一個沒有因為使用貶義的詞匯而變得誇張的反應。「看著礦工工作,」奧威爾說,「很快就能意識到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甚至在這裡,在深深的地下,他驚異於人類的堅忍並分析使它如此的經濟體制,能夠對此做出熱烈的讚揚。有一個奇怪的時刻,比如說,他伸出手指摸到「一些可怕的粘糊糊的東西」從煤灰中滲出。一隻死老鼠?或是更令人難過的東西?這個東西卻是咀嚼過的煙草殘渣。令人不舒服的東西!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在地殼深處,還有更糟糕的東西呢!

  在整理有關維根碼頭材料的間歇,奧威爾繼續擴大他的文學報告範圍,寫了一本有關在愛書角書店裡所度過的時光,這篇發人深省的回憶錄發表在《兩周讀物》上;回顧了《時代與潮流》的旅遊書籍並且為《新英語週刊》上的一篇現代小說寫了一個很長的評論。這篇評論公開了他的另外一個對文學思潮長期的抱怨,那就是,大部分現代書評的質量非常差。不知怎的,一般的評論家在為報紙上所登載的書籍做評論時,總是把自己放在文學的大環境中,趨向使用小說所慣用的高標準,奧威爾認為,這是用稱大象的彈簧秤來稱一隻小跳蚤。

  與此同時,他還密切關注著來自西班牙的消息。隨著秋天的逝去,佛朗哥非洲的軍隊向馬德裡逼進;對左翼軍事民兵組織和共和黨的積極分子的屠殺行動在這一系列的軍事行動極為突出。在這次事件中,馬德裡存活下來了:如果不是佛朗哥繞路去救援托萊多的話,它幾乎就要淪陷;共和黨已經處在絕望的邊緣了。在共產黨主導的國際旅領導的運動中,數以千計的外國志願者來到西班牙。秋天,奧威爾決定加入他們。此外,奧威爾為何做出這樣的決定還不為人知。唯一的線索是在一些信件中,他做了許多的安排。12月8日,他得到了簽發的護照。2天后,他讓摩爾為他在銀行做個50英鎊的擔保。離開的準備工作和對《通向維根堤之路》手稿的最後修改是同時進行的。最終這部書在12月15日寄給了戈蘭茨。奧威爾寫了一封正式的書信給克裡斯蒂和摩爾,在他不在的時候,授權給艾琳處理他的文稿事宜並且對她的銀行戶頭付款做安排。奧威爾習慣完成一件事情之前不作任何休息——艾琳記得奧威爾在那年早些時候離開倫敦前是多麼匆忙——無疑想儘快到達西班牙。但是在12月19日,維克托·戈蘭茨發給他一封電報,要求他能夠參加一個會議,《通向維根堤之路》可能有機會在左翼圖書俱樂部出版。

  戈蘭茨與克裡普斯和斯特雷奇第一次吃早餐的時間要追溯到1月份,左翼圖書俱樂部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它的創始人的想像。(奧威爾對它早期出版物已經做過評論,威爾弗雷德·馬卡特內的園林傳記《牆要說》。)最初的計劃是創辦一份左傾的報紙,但是戈蘭茨遊說大家創辦一個文學社。這樣就要求不少於2500個訂戶,而第一年就有4000個支持者訂閱,由討論組和智囊團網支持。55年的分裂,很難為崇高的理想主義——或者謂之純粹的執迷不悟——想出一個更好的象徵物超過在20世紀30年代以及之後的幾十年裡,在左翼政治印記下出版的書籍更好的象徵物。至少在創作的最佳時期,有著超過25萬的讀者,它是一個在提高意識和對在英國的左翼政治生活事實的展現方面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實驗:某種自然規律引出了高傲和超乎尋常的愚蠢。這些特質在戈蘭茨所接受出版的《通向維根堤之路》中均有體現。戈蘭茨對第一部分令人深思的報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引起爭端的第二部分是否值得出版沒有把握。這一點,他認識到,違反了他的社會主義的理想觀念,同樣也會得罪一些訂戶。這樣的結果很難推測,但是,奧威爾在12月21日要到倫敦來,並且為西班牙之行做出更多的安排。他會見了戈蘭茨並接受了100磅的預付款,但是,直到聖誕節戈蘭茨都沒有決定這部書是否應該拿到俱樂部出版。

  同時——奧威爾生命中的兩個部分成為一個整體——他尋找一個可以提供給他贊助的組織,支持他去西班牙。他開始訪問在國王大街的共產黨總部,並且向哈裡·波立特,英國共產黨總書記申請。考慮到共產黨和戈蘭茨的親密關係和奧威爾是一個明顯的共產主義支持者,波立特早已接受了奧威爾政治上改變的正式宣言。至少,得到關於奧威爾是否想加入國際旅的答案——奧威爾回復說,他寧願到了那裡再決定——他建議奧威爾從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館去西班牙,這是一條安全通道。奧威爾沒有被阻攔,用了他與獨立工黨的關係並且得到了在巴塞羅那的代表約翰·麥克奈爾的信。獨立工党的總書記,佛那·布萊克威,記得奧威爾到達獨立工党總部時他的狀態是十分好戰的。奧威爾承認,這次經歷可能會成為他的一本書的素材,但是,他現時的目標是與佛朗哥作戰。快到聖誕節時,他離開了英國,去了法國。有一些特別的故事:奧威爾充滿希望地對傑克·康芒說,似乎證明了這一點:假如每個人都去西班牙殺死一個法西斯分子,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法西斯分子了;當他到達《新英語週刊》的辦公室時,他嚴肅地告訴編輯菲利普·麥瑞特,「必須要做點什麼」。還有一個經久不衰的傳說,他和艾琳把家裡的銀物都拿去典當了,作為他去西班牙的費用,但同時告訴布萊爾一家,這是用作雕版的。有一點很清楚,儘管奧威爾晚些時候聲稱,他當時去西班牙只有一個很模糊的為報紙寫文章的想法,然而,在他的腦中卻有著一個更加明確的目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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