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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岩池》尖銳的評論——應該指出的是,康諾利對《讓葉蘭繼續飛揚》的評論也使用了相似的嚴肅辭藻——標誌了當時主要吸引奧威爾思想的事物的重要一步以及奧威爾在這其中的位置。他當時的評論作品——甚至包括一篇分成兩個部分的長文,發表在那一年下半年的《新英語週刊》上,題目非常大膽:《為英語小說辯護》——意圖佔領評論界一席之地、掌握文學的浪潮。能夠重現文學場景對分析奧威爾對30年代小說裡的場景評論是非常的重要。回顧往事,奧威爾似乎主導了戰前的文學界。而在現實中,他只是接近它的邊緣。他的品位,在一個充斥著實驗和創新的年代,是老套的。在本質上,奧威爾對小說的評論在30年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由3個方面組成。他相信大部分的英語寫作是「很拘謹的」。同美國的當代文學寫作相比,會讓人非常痛苦,「因為在美國,19世紀的傳統的自由風格仍然活躍,儘管無疑在現實中已經不復存在」。大體上,這種表達非常明確地重新出現在奧威爾的評論中——英國小說由文人而寫、內容為有關文人的創作、為文人而寫;用其他的話說,被有限的體裁和一成不變的傳統所禁錮。更糟糕的是,在主導流行的先鋒派,比如說康諾利,缺少了道德基礎,而這無論如何在奧威爾眼中是任何形式的藝術都必須具有的。那些自以為有文化修養的作家們,事實上,在嘲笑他們大部分讀者的普通生活和他們對體面生活的期望方面是有罪的。同時,有一小部分的當代文學雖然不是有關文人或是為文人而寫,卻也令人懷疑的。奧威爾這時候最大的不滿是對像菲利普·亨德森、《馬克思主義和小說》的作者,亞曆克·布朗等中產階級馬克思主義作家的,因為奧威爾相信,他們把生活當作了意識形態。我們可以理解那些對奧威爾對19世紀30年代的文學作品做評論的左翼批評家在這點上尖銳地抨擊他。比如說,安迪·克羅夫特指控奧威爾掀起了「誇張的恐慌」,設想英國文學的主流「差不多被共產主義控制了」。事實上,克羅夫特認為,像亨德森和布朗這樣的人就算在左翼圈子中也被孤立,並且被批評是極端的左翼分子,全然不顧美學標準的基本判斷。這時,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觀點是奧威爾在紙上談兵。他還忽略了面對著他還有其他的事情。《通向威根堤之路》對專門的社會主義者的非難之一就是左翼的作家通常「非常的無趣,只是些誇誇其談的人;而那些真正有才華的人通常對社會主義是中立的」。左翼的文學歷史學家則相反,認為對極權主義的反抗紮根於通俗小說,20世紀30年代的通俗小說中的政治因素對於鼓勵反對法西斯主義有利。看看那段時間中的有政治傾向的暢銷書:舉例說,A�J�克羅甯的《星星往下看》——描寫一個以前是礦工的國會議員在1931年徹底失去了席位,被一個腐敗的保守黨取代——可以讀出左翼批評家對奧威爾的觀點。

  遠離英國文學政治的狹隘的禁錮,必須建立其他形式的陣地,儘管多少與政治還有些聯繫。1936年6月中旬,西班牙剛剛選舉成立的人民陣線「左」派政黨反對法西斯而結成的政治聯盟,由於在西班牙摩洛哥的一場武裝起義而陷入了危機,加納瑞群島也在佛朗哥將軍的統治之下。右翼陰謀組織一次政變,而不是一場持續很久的軍事衝突;但是,叛亂者的猶豫和政府武裝工會民兵的決定卻有了一個不同的結果。一個星期後,西班牙就分裂成了兩個陣營,民族黨和共和黨,都在尋求軍事和財政方面的資源,就這樣,西班牙內戰開始了。奧威爾對西班牙非常關注。金法羅早秋時分在沃靈頓看望他時,說他一直關注著報紙上對此事的發展的報道:佛朗哥將軍在他的權利範圍內建立基地的情況,第一波浪潮(大部分為共和黨人)是支持者群聚在法國邊境等等。他接觸政治,因為政治有著自身的重要性:民主政府被貴族封建主義推翻——這件事在8月初,奧威爾在艾塞克斯,朗漢姆參加的《阿黛菲》暑期學校裡已經被討論過了,在那裡,他就「一個局外人看西班牙」做了講話,由赫彭斯托爾主持。他所寫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也明顯是一本受這些重大的事件所影響的著作。這時候,折磨著奧威爾的私事,同西班牙內戰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了。這些在奧威爾寫的詩中可以看出,這首詩是奧威爾寫得最好的一首,10月初寄到了《阿黛菲》:

  我曾經是一個多麼快樂的牧師啊

  那是兩百年前的事情了

  宣講那永恆的毀滅

  看著我的胡桃成長

  但是我卻,唉,生在這個罪惡的時候

  錯過了溫暖的天堂

  鬍鬚在嘴唇上生長

  而那些牧師們全都理得乾乾淨淨

  在現代社會,詩中寫著,「禁止再做夢,不要歡樂」。人類的靈魂由牧師和力圖控制公共輿論的人掌握著:

  我夢想著我能在大理石做的殿堂居住

  睜開眼竟然發現這是真的

  我並不是為這樣的一個時代而生啊

  是史密斯吧?是瓊斯吧?是你吧?

  這是作家們近一個世紀的困境,延伸到了20世紀的中期。文學歷史中有一半的成分是作家緬懷過去的歲月,懷疑他們所生活的時代遠不如之前的歲月適宜。另一半則是不安地意識到文學必須在現代社會中紮根,那些不願融入現代社會,留戀過去的作家只不過在他的環境中是無用的部分罷了。《通向維根堤之路》挑起爭端的下半部分,就是維克托·戈蘭茨和其他人強烈反對的那部分,奧威爾在其中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闡述,而其實他對社會主義包括了什麼都沒有清晰的想法。在某些方面,關於這點的延伸表達了寧願不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敏感——他寧願坐在一個鄉下教區長的房子裡面隨便寫一些沒有關於意識形態的重要性的書——但是,要知道,實際上,這樣的選擇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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