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41)_學達書庫

四一

　　此後他再也沒有到布萊斯附近去閒逛。布蘭達去愛爾蘭過夏天了，因為分別的難過，奧威爾回到了父親身邊，這時，父子關係似乎已經有所改善。他們一起去父親最喜歡的消遣處，在去廣場的路上，即在約克公爵路上有一家很小的電影院，他們常去那裡看電影。有一次，他們看電影《不變的尼芙》，讓奧威爾想起了幾年前在緬甸看的瑪格麗特·肯尼迪的小說。此時的奧威爾經過歲月和閱讀的積累，坦率地承認以前自己的看法有失偏頗。但是，他的心情還是很低落。他告訴布蘭達，自己一個人在索思伍德，很可憐。《在緬甸的日子裡》一書的校樣不久從美國送來了，這讓他「想嘔吐」。《牧師的女兒》現在也寫完了三分之二，但是更糟糕。「親愛的，一定要回來啊，」他對布蘭達說，然後告訴她另外一件奧威爾式的奇特事情，他的生活向來被這樣的事情點綴著。他在伊斯頓附近的空地上散步時，夏天的陽光照射著這片荒棄虛無的地方，他覺得河水實在太誘人，就脫光衣服，把衣服扔在岸邊，跳進河裡。立刻有好多人過來了，坐下來圍觀，其中還有一個海上警衛隊的，「那個人本可以以裸泳的罪名把我趕上來」。奧威爾只好來回游了半個小時，「假裝很喜歡那樣」，直到那些圍觀者散開。

　　很快到了9月，奧威爾又給布蘭達寫了一封憂傷的信，告訴她小說更退步了，摩爾對他說，小說寫得「太斷斷續續了」。但願還是有一些（奧威爾希望如此）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有意思的段落。奧威爾不坐在桌旁的時候，他就在自家的園子裡種捲心菜，還跑到洛斯托夫特和諾威奇去找鱗莖。雖然對自己寫的東西不滿意，覺得自己把一個很有前景的想法搞得一團糟，最後，他還是在10月的第一周把稿子交給了摩爾。

　　《牧師的女兒》是一部奇異的作品，是奧威爾寫過的最奇特的作品之一。花了6個多月才寫出來，包括了作家的冥思苦想和個人經歷，是作家個人的苦痛和大量報道的東西相抗爭的結果。多蘿西·黑爾，一個教名和未來的喬治·薩默斯夫人相同的女人，是基普希爾的一個衰敗的薩福克教區老區長的女兒，一個操勞過度、受壓迫的人。她已經快30歲了，因為害怕性，過著老處女的生活，成了她父親的免費的女管家兼秘書，她的工作包括給父親打印佈道詞，和商人討價還價，主持母親聯合會每週的例會。多蘿西一直維持著這種半上流社會的受束縛的生活，朋友也少得可憐：一個是維克托，唱詩班的指揮，還有一個邋遢的浪蕩子，沃伯頓先生，是個中年男人，很有趣，很健談，顯然對多蘿西尚存的一點姿色很感興趣，他的癡迷倒讓人厭惡。出人意料的是，多蘿西在父親那裡忙了一天，沃伯頓先生晚上來拜訪，深夜時分，又開了個會，討論在一部兒童劇裡做長筒靴膠水的事，結果她崩潰了。有人發現她坐在倫敦後街的馬路邊上，像是失去記憶，坐在一個叫諾比的流浪漢旁邊，諾比的朋友都在趕著去肯特郡摘啤酒花。當時的多蘿西昏昏沉沉的，又容易聽信別人的話，於是就同意和他們一起上路了。摘了兩個禮拜的啤酒花之後，多蘿西才發現了真正的自我。很快就有一些小道消息傳了出來——當地最喜歡講閒話的薩姆裡爾太太是主要的人物——說是一個「教區長的女兒」從家裡消失了，最後見到她是在沃伯頓先生家的花園門口，兩個人還擁抱了。採摘季節結束了，這些人要遷移了，轉移到了倫敦，多蘿西給父親寫過信，但是沒有回音，她最後到了妓女住的地方，是倫敦朗伯斯區的一家寄宿旅館，最後流落街頭，還在特拉法爾加廣場露宿了一晚，又因為乞討，被警察抓了起來，最後，她父親的堂兄托馬斯·黑爾爵士救了她。為了幫她改過自新，從頭再來，他安排她在倫敦西郊的一家可怕的私立學校工作。她的雇主是個可怕的女人，科利夫太太，後來多蘿西就被她解雇了，然後她又被解救了，這次是被好心的沃伯頓先生救了，他如從天將，乘著出租車來到她面前。在以誹謗罪把那些造謠的人告上法庭之後，她在基普希爾的聲譽恢復了。回家路上，沃伯頓先生向她求婚，她拒絕了，回到家，家裡還是原來的樣子，但是她的生活顯然不一樣了。

　　《牧師的女兒》這樣組織，本質上是奧威爾對自己經歷的運用，有些地方用得笨拙一些，有些地方用得精妙一些。第一部分用自然主義的手法描述了薩福克鎮集市上的勢利和隱約的敵意，刻畫惟妙惟肖。第二部分則僅僅是給奧威爾提供了一個機會，重溫他作為流浪漢和啤酒花採摘工的經歷。接著還是借用奧威爾自己的經歷，這次用了1931年夏天的夜晚在特拉法爾加廣場的遭遇，但是，奧威爾模仿《尤利西斯》中的「夜鎮」作了一些修飾。第四部分是根據他在倫敦西部教書的經歷安排的，加上了一些他的作品中不多見的奇異元素。比如說，科利夫太太，林伍德寄宿學校這個令人害怕的女人，孩子見了她都像耗子見了貓一樣，她宣佈，聖誕節不過是那些商家炒作起來的，一點意義都沒有，決定取消聖誕大餐，只同意在前年的冬青樹上弄一點裝飾，與書中前面塑造的那些現實性的人物相比，她像是狄更斯啞劇裡的女爵士。要將這些完全沒有聯繫的素材用到一起，比如薩福克、採摘啤酒花、倫敦的落魄人、個人的教書經歷等，奧威爾面臨著極大的寫作技巧問題。一方面，這部小說像是架橋時的一個過程，主角在這個過程中常常會掉到橋下的水裡去，同樣，在讀這本書的時候，讀者能感覺到多蘿西不停地穿插於整個故事，中間卻又被大量的報道性文字隔開。例如，在「索思橋」教書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給作者討論私立學校的衰敗（「順便說一下，英國有許多私立學校……」），整本書給人的感覺是，它在不停地避免成為一篇《新政治家》式的文章，這種強烈的感覺讓人很不舒服。

　　所有這些使得這本書有一種不調和的基調，將作者特有的個人經歷嫁接到一種想像的心理描述上，二者之間是不調和的。就好像在不同的素材之間偷偷地一座接著一座架構浮橋一樣，明顯的不真實感衝擊著小說的可信度。整個「失憶」的情節和多蘿西被托馬斯爵士挽救的情節是一樣的不可信，沃勃頓先生的出現也是，特別地不對勁，他原來的多變和不可靠，現在卻不可思議地被想告訴多蘿西好消息的決心所取代。從作品中可以感覺到，作家本人是個決定論者，但是，他又明顯地在與這種觀點作鬥爭，這樣的鬥爭在奧威爾以後的作品中還會有所體現。讀者會覺得，如果讓奧威爾來決定，他會寧可把多蘿西再次送回到大街上，而不是回到她父親那壓抑的教區去。

　　奧威爾一直不喜歡《牧師的女兒》，大家都知道，他稱這部作品為「球」[原文是「bollix」，意為「睪丸」——譯者注]，並且在他有生之年決不會讓它再版。他的反對如此強烈以至於他死後11年才重新印刷。儘管基調不調和，讀者也強烈地感覺到這個作家對什麼是一部好的小說還不是很清楚，書中對人物性格的細節描寫卻是極富啟迪意義的。在對那些落魄生活的描寫背後、對薩福克小鎮的令人沮喪的回憶背後，隱藏著的是對人類精神信仰和宗教問題的深刻而真實的興趣，其中首要的就是，對當時宗教生活中個人用品的著迷。20世紀早期的英國學術界彌漫著宗教氣息，比如英國天主教派、英國國教派；比如「戰時的英國教堂：諧力和反諧力」這樣的論文可以從當時的精神大熔爐基普希爾找到隱藏的動力。比如說，奧威爾早期就對英國東部基督教名義下的相互競爭的各個教派進行過詳細描繪，包括從「現代主義的」聖埃德蒙派（巧的是索思伍德的教堂也是這個名字），這個教派用「耶路撒冷」字樣來裝飾祭壇，在領聖餐的時候，從酒杯裡吸酒；還有聖韋德金德教派，是英國天主教，永遠同紅衣主教大人鬥個不停。還有就是書中當校長排練那部兒童劇的時候，多蘿西和維克多講的那段長長的爭論，提到了《教堂時代》雜誌處於錯綜複雜時期的一系列人物，波特蘭·羅素，朱莉安·赫胥黎，還有伯明翰的大主教，維克多對教區長法衣品位的評論（「在復活節的星期日，他穿的是哥特式的制服，用現代的意大利花裝飾，天哪，戴的高頂帽像棕色的靴子」），這樣的描寫又是一幅模仿畫，他影射的是奧威爾，而不是他書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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